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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0军180师几近覆灭，毛主席召3位军长回京，亲自调查王近山
原来，60军180师被联合国军堵在汉江南岸了。180师面对五倍于己的敌军，依旧顽强战斗、拼命突围，始终把任务放在第一位！
后来的结果，所有人都不忍提，此战中180师伤亡以及情况不明者总共达到了7644人，战损已经达到三分之二。光连级以上干部就伤亡了260多名，甚至连180师代政委吴成德都被敌军俘虏。（数据来源为《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
彭德怀在战后，坦言此战中180师几近覆灭，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中央军委检讨称这是他领军以来失败的第四次战役（其他三次是红军时期赣州之战、百团大战时候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府的陇东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损失巨大，特别是180师直接几乎从编制里消失。这需要中央和前线同时认真反思，在今后的战事中不可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番话，彰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担当与胸怀，一旦战事不成，就绝不推诿！难怪主席夸赞他说：“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这远离国土的朝鲜战场上，以往的作战经验并不是那么适合，有时候的作战计划，步子跨得确实有些大了。这些话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可只有彭老总敢直接对毛主席讲。
相信大家在影视剧里，经常会听到党内有这样两种倾向：
一种是坚持人定胜天，在他们的认识里，哪怕是美军威力巨大的战斗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机械车辆等，面对我军钢铁一般的作战意志，都将被我军轻而易举地扫到尘埃里。
我军只管大步子前进，一切都不是问题——这种明显过于激进的思想，称之为“左倾”思想。
另外一种，就是面对敌人远超于己的武装力量，对于己方的力量则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己方是不可能战胜敌人，常常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
因为在斗争中多采取退避状态，以至于经常错失扩大优势的机会，这种消极的认识，被称为“右倾”思想。
180师的全军覆没，是第五次战役后期转移过程中的重大失利。这到底仅仅是前线指挥员的指挥问题，还是军内有些同志的思想问题？
若是前者还好说，若是后者，问题就很严重了。
毛主席和彭老总作为经历了无数斗争的老革命，深知后者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战役刚刚结束，就迅速作出了应对之策。
毛主席在收到彭德怀的汇报后，心里一时间沉重无比，要彭尽力安抚好前线官兵的情绪，不要被这次战役搞怕了。
1951年6月中旬，毛主席把当时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从朝鲜战场直接叫到了北京，展开了一系列谈话。
后面，毛主席更是叫来了第三兵团下辖的三个最高军事主官，详细了解当初的情况，亲自处理此事。
随后，毛主席迅速理顺思维，就当下的实际情况，迅速地对作战方针进行调整，把一直以来作为主要方针的运动战，逐步改变成了更适合朝鲜战场的阵地战。
毛主席还提出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根本策略，让我军有了明晰的指导方针，在三八线附近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后面逐步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最终逼迫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共产党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坚持一切事情从客观中来，到实际中去。毛主席在很早的时期，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广大人民，一步步走出困境。
对于此次事件，毛主席和彭老总并没有直接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处置，而是尽可能从多方面来找出问题所在，最终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好为后来的具体战斗找出一条更好的路子。
当时毛主席一共从朝鲜战场，先后叫回了有关的好几位重要军事领导，他们分别是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60军军长韦杰、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
这儿主要介绍王近山，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总体情况、第三兵团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以至180师的大体情况。
王近山是第一个被毛主席叫回北京的。从上飞机的那一刻，他就一直在心里打鼓，觉得自己惹了滔天大祸，这次估计会被毛主席痛批一顿，闹不好还会被脱了军装，打发回家去种地。
王近山当时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是180师乃至60军在该战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
可能细心的读者会问，为啥王近山作为副司令就是最高领导了，按照我军的建制，不是还应该有总司令和政委吗？
原来，1951年3月组建第三兵团领导班子时，中央决定由陈赓担任总司令兼政委，可是出发前，陈赓身体状况极度不好，无法随军出征，只好留在北京休养了近三个月，6月份才正式到达朝鲜战场。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如果陈赓当时病况没那么严重，以他谨慎小心务求稳妥的指挥风格，180师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结局。
然而历史并不会以假设作为转移，这场局部战事的最高指挥者，还是作为副司令员的王近山。那么，王近山又有着怎样的指挥风格？
王近山，人送绰号“王疯子”，从这绰号便可见，这位是一旦上了战场就无比兴奋的家伙。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出了名的能打恶仗硬仗攻坚战。
和许多出身贫苦百姓家的革命战士一样，王近山出身压根谈不上什么富贵，父母都是底层农民。更不幸的是，王近山很早就没了母亲，在8岁给人家放牛，13岁又给地主做长工。
后来工农红军路过他的家乡，王近山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折。他从一个小兵做起，在战场上出了名的敢打敢拼不要命，而且王近山还脑袋瓜子聪明，十分善于学习。
因此，当时的徐向前、刘伯承、许世友等军方大佬，都相当看重王近山，一旦有什么重要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完成。
王近山在战场上有多疯狂呢？
1930年，才十五岁的王近山，就敢和一个国军大汉进行搏斗。尽管他拼尽全力，可无论在力气和个头上都不如敌人，几度被打倒，又爬起来。
他就是不信邪，用牙齿咬、用刀砍、用脚踹，简直就是红了眼，最后竟是拖着国民党壮汉一起滚下了悬崖，脑袋被一块石头磕了个大口子，幸好不致命。从此，王近山便有了“王疯子”这个绰号。
像这样的事情，王近山做得多了。坊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王近山习惯指挥时给自己身边插上一杆红旗，以鼓舞士气，这简直就是战场上最大的活靶子。
可是王近山却丝毫不顾，一心只为打赢。到后来，有关领导为了保护他，只得把他的警卫员给增加了一倍。
可你要以为王近山是个“愣头青”，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位就是一匹头狼，擅长带着一批凶恶的狼群，面对哪怕更凶恶的敌人，该露出獠牙的时候绝不胆怯，在需要隐忍的时刻绝不暴露，战场智慧可谓非同一般。
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亮剑》中的李云龙，性格痞气似土匪，却总爆发出非同一般的战力，有着无与伦比的战场直觉，总能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战机。
“大功不断立，乱子不断惹”，这十个字就是李云龙最真实的写照。而李云龙的原型之一，正是这位战场上的“王疯子”王近山。
1937年10月，在娘子关七亘村伏击日军的战役中，当时作为一二九师72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率部潜伏在离日军前行大路仅仅10来米的地方。
就这么近的距离，日军却丝毫没有发现！王近山打了日军一个完美的伏击——全歼敌军300多人，自身仅仅损失了10多人，缴获的东西足足搬了一天一夜。
其后，王近山更是大胆继续在此地设伏，利用日军轻敌的心理，再歼100多敌军。后来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家得知此事，把这二次设伏列入了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中。
不得不说，这怕是只有王疯子才能做出来。十来米远的地方，这需要多么好的团队战斗素养啊。而且一次成功了，还敢再来一次。
王近山曾如此自称：“勇敢是跟徐帅学的，谋略是跟刘帅学的，果断是跟邓政委学的。”这话有一点儿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但王近山的确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特别在中一级军事领导班子中，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那么，如此一位有勇有谋的高级将领，有着二十多年的丰富作战及指挥经验，怎么会把60军180师搞到这样凄惨的境地呢？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我军表现得还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最早的歼敌谋划。可是我军后勤保障，完全比不了联合国军的大规模机械化，慢慢陷入了劣势，只能无奈北退。
可是，联合国军怎么会容许我军在劣势状况，安然无恙退却？
李奇微代替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者后，发明了一个“磁性战术”，就是要像磁铁一样紧紧黏着被吸附的我军部队，然后迅速调动机械化部队，给予我军最大的创伤。
就这样，在我军的撤退阶段，李奇微和范弗里特一起，杀了我军一个大大的回马枪，结结实实地刺在了志愿军的心口上。
当时王近山虽然明面上有3个军的兵力，可是彭德怀出于整个战场的需要，把12军配属给了第9兵团，把15军配属给了第19兵团。
就这样，实际上王近山手下真正能掌控的兵力，其实只有60军一个军，下辖三个整装师：179师、180师、181师。
第三兵团60军是徐向前元帅一手打造出来的铁军，179师以“临汾旅”为主体架构，181师的前身更是享有“皮旅”的美誉。
180师虽然没有其他两师的辉煌前身，可却是朱德总司令亲自过问下组建的。尽是强兵猛将不说，配给装备丝毫不差于其他两个师。足见高层对60军的重视。
然而，60军尽管能征善战，历来以能打恶仗硬仗著称，可是原来三个军的军事任务就落到了60军一个军的身上。
为此，王近山不得不把一个师当成一个军来用，只好将60军的3个师拆开，让179师负责原15军的任务，181负责原12军的任务，原60军的任务就交给了180师。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近山尽一切努力维持着他所负责战线的防守与进攻，在我志愿军整体处于攻势的时候，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明显。
可一旦到了我军处于守势，乃至于退兵的时候，情况就极为不妙了！王近山再有通天本事也没法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保得60军三个师的安然无恙。
在全军撤退时，180师是作为断后的部队。当时王近山的电台又被敌军炸毁，无法及时给60军的三个师下达及时命令，这就造成了下面的人群龙无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尽管有60军军长韦杰主持，可是179师和181师负责的是15军和12军的任务，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他的辖制，韦杰一时间也无能为力。
而且，在180师还没有陷入联合国军的围追堵截时，却收到了来自王近山前后两道相反的命令，这让180师指挥部一时间有了两种声音。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是无比致命的。
原来，在1951年5月23日晚上，王近山最初下令60军开始向北撤退。可在60军刚准备拔营出发时，他又命令60军在原地驻守阻击敌人，给后方8000多重伤员的转移争取时间。
这时候的60军其实也就剩一个180师了，军长韦杰只得先后传达了这两道命令给180师。按照他们的想法，自然是以后来的命令为准。
王近山没有想到，韦杰也没有想到，当时的180师领导班子却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听从上级命令坚守，另一派认为要果断后撤。师长郑其贵和代政委吴成德一时间也无法决断，陷入了“开会研究”的怪圈。
没有多久，联合国军已经聚集了五个师，对180师形成了合围。此时的180师早已无力回天，本来内部人心不齐，哪怕180师再人人奋死，也难逃他们被打败的命运。
此时王近山的电台，却好巧不巧的被敌人炸坏了。180师和60军无法上传下达，等到三天后，王近山有了新的电台，180师早已彻底陷入了围攻，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而此时的联合国军白天炮火不断，晚上放着照明弹和燃烧弹继续进攻，敌军以5个师打180师。不到一天的时间，180师的阵地就眼看不保。
此时180师的领导班子，自然也没有了争论的必要——只能撤退，然后分散突围。于是众人砸毁了电台，烧毁了重要文件，就这样和组织彻底失去联络。
前有王近山的失联，后有180师的失联，这让后方从下到上无数人的心都悬了起来。毕竟大家都清楚，一旦战场失联，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认同为没有希望了。
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志愿军领导们在司令部焦急万分，毛主席更是在子夜1点，亲自打来电报询问情况……
180师在汉江南岸与敌人对峙不敌后，想要撤往汉江北岸。可是敌军的炮火攻势一刻不停，再加上汉江大桥此前被联合国军炸毁，于是只能横渡。
可连日来的大雨让汉江水位猛涨，敌军的轰炸机还在不停地投掷炮弹，从江面横渡过去的难度直接增加了一倍还不止。
然而这是唯一的生路，除此再无他法。
180师决定派出一支敢死队，携带数根粗电线的一头，冒着敌人的炮火潜游到对岸，挑选坚固的所在系紧，另一头看到对面示意，连忙把这一头也系紧。
最终，180师在夜色里横起了三根贯穿汉江的南北电线，1万多志愿军，就一个接一个拉着各自的救命线，朝汉江北岸艰难地横渡。
美军的照明弹不时亮起，炮弹就会落到横渡部队的近前。雨越下越急，水位已经到达了胸部，不时有战友被炸死，惨叫声不时响起，江水人群中弥漫着一股沉痛的气氛。
然而敌军的空中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哪怕我军成功渡江，还是有不少人被敌军炸死炸伤。但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可怕的是因为敌人的层层封锁，我军的食物、药品、子弹、炮弹等后勤物资，都已经耗尽了。
60军军长韦杰在后方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询问179师和181师的近况。得知被敌人炮火阻碍，一时间难以前进，估计救援180师无望后，一头就栽倒在了指挥部里。
40年后，志愿军司令部的一部分资料得到解密，让我们得以看到180师的惨况：
这些情况一桩桩、一件件被毛主席清楚的了解后，进京接受调查的王近山，却并没有受到毛主席的责备，反而得到了亲切的鼓励。
第五次战役还有180师的事情，王近山是有一定的责任，可是这次重大的失利，方方面面责任都不小。从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部、60军乃至180师内部，都存在着问题，这才导致了180师的悲剧。
毛主席随后再调回了60军军长韦杰，再次确认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完全真实且客观的。他最初听到的风声——“志愿军第三兵团内部右倾苗头已经出现了”，被证明其实只是有关干部发的几句牢骚而已。
就这样，王近山和韦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在和毛主席谈了关于在朝鲜战场上后续作战的各自认识后，二人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与赞同，得以陆续回到前线。
至于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毛主席就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确定不存在什么右倾思想的苗头后，就放回了。
实际上，当时的这两个军长是不在第三兵团的战斗序列之中的。可能是战后悲伤愤慨，说出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
后来，第三兵团并没有让毛主席失望，在王近山的英明指挥下，一雪前耻，赢得了巨大的胜利：1952年的10月，联合国军发动了浩浩荡荡的“金化攻势”（即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在上甘岭这个地方，王近山带领着12军、15军、60军，与敌人奋战整整43天，打得何其悲壮，何其惨烈，何其铁骨铮铮！
我想，黄继光、孙占元等上甘岭英烈，敢于那么奋不顾身，大概就是受到了“疯子司令”王近山的影响。
“上甘岭战役”是王近山在朝鲜战场上的巅峰之战，正是因为此役的巨大功绩，和数十年来的南征北战。在1955年授衔时，王近山被军委正式授予中将军衔。
对于王近山个人来说，第五次战役是一场噩梦，上甘岭战役是一场雪耻之战。
我们所深爱的祖国，正是因为有无数个王近山这样一心为国的军人，我祖国边疆才能长久和平无战事，我中华大地才能和平昌盛！
向英勇无畏的战士们致敬！
-完-
【GSFAI BANK FINANCING】尊享直接对接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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