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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Moon，目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读书。今年5月，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见证了抗议游行。
问：首先，请谈谈您参与支持巴勒斯坦活动的契机吗？包括参与学校抗议活动的情况。
Moon：学校的气氛非常活跃。这所学校也是一所左翼学校。虽然学校管理层不是左翼，但有很多左翼学生，他们非常活跃。从去年开始，也就是我入学的第一年，学校就发生了占领行动，而且声势浩大，很难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时不时会在学校组织活动，不仅占领学校，还举行静坐示威。即使在学校外，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非常活跃，我的许多同学也是左翼人士，所以我也会看到他们的新闻。
老实说，起初我并不知道巴勒斯坦也是阿姆斯特丹广泛关注的议题。在中国，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小众，鲜有人讨论。但当我来到阿姆斯特丹后，我惊讶又高兴地发现，我周围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每当我谈论起巴勒斯坦时，总有人加入对话。当然，国外也存在很多分歧，人们经常为此争吵甚至绝交。
受访人moon摄于阿姆斯特朗
问：您参加这些活动，包括示威或讨论，观察到不同社会背景或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有哪些不同？您认为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Moon：我重点分享下我周围的情况，因为我通常只与同学接触。比如，有些中产阶级的男学生，包括一个来自波兰的同学，他们既反巴勒斯坦又反犹太人。这位波兰学生在一次学生团体的会议上，公开表达了他反犹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学校示威活动中，类似的争吵更加频繁，甚至有学生直接举报支持巴勒斯坦的同学。
我们系里有不少法西斯主义者，这令一些其他系的老师感到震惊，因为在他们的年代里，大多数人都是左翼。现在，一些学生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优越感明显。比如，一个匈牙利同学特别崇拜美国，捍卫所有美国的言论。这些反对声音虽然存在，但总体而言，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人数更多。
问：在10月7日之后，您是否遇到过强烈支持以色列立场的反对者？他们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哪些观点或立场让您感到不舒服？这种反对是否改变了您的想法或政治观点？
Moon：我想起了一位支持乌克兰、但特别支持以色列的俄罗斯同学，她经常发布有关犹太大屠杀的内容。不知道这跟她本身有什么联系，但她在同学中比较突出。每次我分享声援巴勒斯坦的内容他会来跟我较真。虽然我们平常关系很好但一涉及巴以就会争吵。还遇到过一个说中文的网友来跟我吵，说巴勒斯坦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如此云云，我也懒得搭理他。还有一个问我，伊斯兰国家只会压迫女性你为什么还要支持巴勒斯坦呢？像这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女权分子也来跟我吵过架。
10月7日之后，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批评哈马斯是正常的，但很多人一概而论，将其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群体，导致很多平时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不敢发声。一旦他们发声，就会被贴上恐怖分子支持者的标签。起初，荷兰这儿的舆论环境对巴勒斯坦非常不利，但随着以色列反人类行动的增加和巴勒斯坦人道悲剧的加剧，舆论开始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现在，全球互联网氛围已经转向了支持巴勒斯坦，而以色列基本上处于孤立状态。起初，我害怕发表言论，因为舆论如此两极分化，人们不知道说什么会被抵制被取消，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受访人moon摄于阿姆斯特朗
问：欧洲的政治环境对荷兰的社会运动有影响吗？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是否对活动产生了压制或推动作用？学生中是否有更多人支持极右翼？作为一个右倾国家，荷兰政府现在表面上由极右翼掌控。您能谈谈这个吗？
Moon：我对荷兰整体情况了解不多，但我认为阿姆斯特丹受中央政府的影响较小。而且阿姆斯特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左翼城市，所以即使整个国家转向右翼，阿姆斯特丹的左翼势力仍然相对强大。我认为荷兰的整体政治氛围对阿姆斯特丹的影响不大，但令人遗憾的是，阿姆斯特丹可以算是荷兰最后一批左翼城市之一，也许是最后的一两个。其他城市，如鹿特丹，仍然有左翼影响，再然后是阿姆斯特丹，以及周边卫星城市乌得勒支，其他城市基本上没有左翼势力的存在了。
即使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仍然有许多学校的学生自发组织营地和示威活动。像我们的学校，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以及其他大学，如莱顿大学，他们也组织了营地，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与学校进行谈判。莱顿大学一直被嘲笑为更偏向右翼，但他们的表现实际上更加进步，学校的反应也不像阿姆斯特丹的学校那样压制。
我呆在营地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右翼袭击事件。例如，在营地活动的第一天，一些右翼支持者闯入营地，手持火炬四处乱窜。当时，我们的营地位于一片草地上，他们手持火炬，对在场学生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他们冲进和平抗议者的队伍，最后逃跑时，他们将火把扔进了营地，这非常不安全。后来，在占领校园运动期间，也有反对者对和平抗议者进行人身攻击，并大声呵斥他们。还有一次，在一次大型示威活动中，有人用烟花袭击示威者，当场就有游行者受伤了。当时，我还以为有人开了枪，因为如果极右翼人士做出这种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问：关于荷兰的政府或执法部门，您是否经历过任何直接互动或暴力执法？
Moon：警察们全副武装，不仅有警棍和盾牌，还有头盔和其他装备，有时还会打你或追你。他们每次游行都带着狗，从第一天起就带着警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学生使用这些方法，特别是警犬。有一次，警察差点使用了催泪瓦斯。因为游行规模很大，人很多，为了驱散人群，警察封锁了街道，还有一次，我看到警察直接把抗议者拉上警车，场面非常恐怖。荷兰警察还会骑马冲撞游行队伍，有人因此受伤。
我是知道一些同学被逮捕过的，包括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他被逮捕并被校报公开处刑。他本人希望保持匿名，不愿接受公开审判或在法庭上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校报公布了他的名字，这非常令人愤怒。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是Activist Party前领导人，后来成为学生会主席，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活动主义者比例相对较高，愿意投身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
问：荷兰警方的暴力执法是否影响了您参与活动的决心或方式？
Moon：最大的影响是，我会自觉保护自己了，不会让自己置身于过于危险的境地，比如用口罩遮住脸，这样别人就认不出我了。作为留学生，我感到身份限制了我参与当地的游行。荷兰的当地活动人士会提醒你，如果你没有欧盟身份，尽量不要置身危险境地。所以我会自觉保护自己，每次都遮住脸，以免被认出来。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参与当地抗议活动的机会有限，有时甚至感觉核心组织者和留在营地的人更加孤立。我们学校有很多国际学生，荷兰学生不多，所以每次抗议活动出现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离开，只剩下少数抗议者。荷兰学生有时更加孤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太少。我们的校园没有美国那么大。我们的校园很小，没有多少空间可供活动。
受访人moon摄于阿姆斯特朗
问：您刚刚说到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你的身份限制了你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学生，你的声音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Moon：我认为中国学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方面非常重要。首先，从支持该运动的多样性角度来看，这可以让外界知道，也有东方人、亚洲人和中国人关心这个问题，这相当于为身份和种族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关心这个问题。这也会让那些支持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人感到他们并不孤单。
第二，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一场种族主义的悲剧。巴勒斯坦人因种族歧视而被驱逐、占领，土地被掠夺。这本质上是一个种族主义问题。在荷兰的中国人也会遇到很多种族歧视，这也是对抗他们所遭遇的种族歧视的一种方式。
问：在荷兰生活或参加活动时，您是否遇到过种族歧视或行为？您是如何应对的？这是否与右翼势力的崛起、巴以冲突局势、白人长期以来的傲慢和殖民主义思维有关？
Moon：我在抗议活动中确实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相反，我认为大家会接纳中国抗议者。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有时当我举着写有汉字的牌子时，人们会好奇地围观，甚至拍照。我觉得他们对参加巴勒斯坦示威的中国人感到好奇和惊讶，而不是敌意。
不过在荷兰的生活中，我确实遇到过不少种族歧视。大多数是来自白人的，也有少数有色人种，比如一些年长的阿拉伯人对中国人有刻板印象和种族偏见，认为中国人什么都吃，甚至视中国人为穆斯林的敌人。这些都是西方灌输的种族偏见。如果我们中国人站出来维护自己，是否就能减少世界其他地方对我们的敌意呢？虽然我们不能抵制白人的言论，但至少可以结成更多的联盟，减少更多人对我们的负面印象。
在荷兰生活期间，我遇到过公开和隐蔽的种族歧视。公开歧视包括直接对我大喊大叫，叫我“中国人”，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隐蔽歧视是指，例如，你不说当地语言时，他们会用厌恶的眼神看你。我在阿姆斯特丹遇到过这种情况，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多元化的城市，所以我很难想象在其他白人占多数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我的荷兰朋友还告诉我，如果你去他们镇上，长着一张亚洲脸，很多人会盯着你看，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非常害怕。
这种种族歧视让我对荷兰非常反感，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抗议期间。荷兰政府的官方立场和其他欧洲政府的立场让我对欧洲更加反感。这些事情让我和我的同学变得更加激进，对欧洲的态度更加敌对，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问：除了对欧洲持更消极的态度外，巴以冲突或您在欧洲的实际生活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国际关系或全球正义的理解？
Moon：我个人对国际法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并对国际机构持消极态度，尤其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我觉得国际法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些欧洲国家相继承认了巴勒斯坦，但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作用。他们仍然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局势依然没有改变。我对这种情况非常悲观。
问：在抗议期间或日常生活中，您是否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难民有过直接接触？这种接触是否影响了您对巴以冲突的看法？
Moon：我认识一些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非常复杂，他们有些家庭成员是黎巴嫩人，有些则是约旦人。在了解巴勒斯坦人之后，我与他们的联结更加具体，也更加关心那里发生的事情。
但有时也会让我感到绝望，因为当你对一个地方有更深的感情，却无能为力时，你会感到深深的无力感。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就像是在为未来做规划，我只能影响我身后的人。但大多数普通人很难改变系统性问题。
问：您打算今后如何推动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您是否打算将其作为长期关注点？
Moon：很难说未来我会做什么。我只是个普通人，只能专注于当下，尽我所能。我曾经想过加入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但现在我对其已经丧失信心。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学习政治和浏览新闻让我精神深受打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短期内我仍然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巴勒斯坦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我无法帮助所有人，但至少我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