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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去后，你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如果你还在菲律宾停留，不管是否报警，我们都会干掉你。”
邹峰近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简称每经记者或记者），绑架他的是菲律宾当地绑匪集团“东方监狱”，他们拿到100余万元赎金后，第二天仍没有放他走，而是第三天凌晨才释放他。
“我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环顾四周，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菲律宾男子，身着保安制服，看着我。”
此时依然没有脱险的邹峰，如何逃离马尼拉？
此前的公开报道中，在菲律宾被绑架的人最终要么遇害、要么受伤、要么没能追回多少赎金。而在那梦魇般的几天里，邹峰都做对了什么，绑匪竟然会放走他，使他成为首个在菲律宾被绑架后死里逃生、没有受到伤害并追回大额赎金、得以公开自己遭绑架经历的中国人？
1
我坐上车
后备箱里竟藏着人
邹峰于2022年11月13日从杭州飞至澳门，再经香港，于11月15日凌晨0:20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时因为疫情原因，无法从国内直飞北美，他原本是想绕道马尼拉经韩国首尔再飞北美，没想到这次借道，却成了一场生死较量。
他住进了繁华马尼拉海湾的高端酒店，每晚约1500元人民币。在这样高端的酒店里，他是如何被绑架走的？
事情已经过去近两年，当时的惊心动魄，已随时间的远去而逐渐淡化，他心情平静而思路清晰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复盘了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
我虽然曾多次去过菲律宾，但之前去的都是旅游目的地。当我2022年11月再次抵达马尼拉时，马尼拉海湾霓虹闪烁，我却未曾察觉，危险正悄无声息地逼近。
第一天至第四天
我选择的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之一，酒店内奢华而宁静，却未曾想到这里会成为我噩梦的起点。
在这宁静的表象之下，我不知道，两双眼睛已在暗中盯上了我。
在酒店用餐时，一对以夫妇形象出现的男女与我“偶遇”。男方自称是东北朝阳人，女方自称是广东人，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由于他们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亲切感，加上他们自述在新疆做电子产品生意，跟我的业务有关。习惯了国内安全环境的我，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
后来，夫妇俩又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当时带上了一位本地朋友。餐桌上，他们谈笑风生。这顿饭，相安无事。
第五天
11月19日，夫妇中的男子（简称A）再次邀请我，这次是单独聚餐。然而，这次聚餐的时间却一拖再拖，从晚餐变成了夜宵。不过，去吃夜宵的“兄弟铁锅炖”我也知道。当晚11时左右，中国籍司机（简称D）开一辆白色SUV送我们去餐厅。
第六天
夜宵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0日凌晨2点就餐结束，同行男子A称送我回酒店。
送我们来餐厅的车辆停在门口不远处，旁边还有一辆车。奇怪的是，送我来的那辆车，副驾上多了一名菲律宾女子。我没多想，就和A上了后排座位。
车辆开始行驶，司机D说：“去XX酒店是吧？”他刚说完，突然间，一股很大的力量从背后箍住了我的脖子，我差点喘不过气来。原来，后备箱至少藏了两名男子。我还没反应过来，约我吃饭的A也动手了，他蒙住我的眼睛，并狠狠地打了我脸部两拳，还对我说道：“兄弟，活不下去了，没办法。”
随后，我被戴上眼罩、手铐、脚铐，还被用塑料轧带类似的东西从后拉住脖子，我被后备箱的男子（简称C）牢牢锁在靠背上。这时，我终于反应过来：我被绑架了。
在我被控制住后，邀请我吃饭的A迅速下了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下车后，另一名男子（简称B）上车，开始搜身，将我身上手机，手表和随身挎包拿走，挎包内有40万左右菲律宾比索（约5万元人民币）。
事后想来，副驾上坐一名当地女性，是为了让我不得不选择坐在后排位置，以方便躲在后备箱的绑匪控制我。
夜色中，车风驰电掣地行驶着，我的心却越来越沉重，但我尽量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开始在脑海里思考如何同绑匪周旋。
他们开始问我各种问题，包括我在国内是做什么的，来菲律宾做什么等。他们还问我手机密码、Apple ID密码和酒店房间号码，考虑到人身安全，我将密码一一告之。
然后，他们就让我嘴里叼张纸巾，不能再说话。并说：“如果你不叼的话，我们就把你嘴塞住。”
我听出来BCD等人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车子行驶了许久，我估摸两个半小时左右，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应该是离开了马尼拉。
我被带到了一间狭小的房间。
2
绑匪头目不怕我看到他
他一辈子都不打算回国
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令人毛骨悚然：“从现在开始，30个小时内凑齐100万元（人民币），我们就放你走。如果凑不到，每少10万元就剁一根手指。”
在那幽闭如棺的地方，每一秒的流逝都伴随着未知的恐惧与绝望的挣扎。
绑匪将受害人称作“牛”，而关押“牛”的屋子被称为“牛房”。在这个“牛房”里，邹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噩梦？他又是如何与绑匪周旋的？
如今，虽然那段经历已经远去，邹峰在向每经记者讲述中，每当提起那些细节，还是会长吸一口气或停顿良久——
BCD等四人轮流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紧张与压抑。
关押我的“牛房”大约3~4平米大小，瓷砖地面，有一扇防盗窗，没有床。前两天我都没有吃的。我累了就靠在墙角睡一会儿。
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戴着眼罩，因为我害怕看到他们的脸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但绑匪B主动说可以让我摘下眼罩。
B似乎是这伙人的“头头”，约摸40岁出头。他没有戴口罩，不在乎我看到他的脸。
我说，我电影里看的，都是看到人就出不去了。
他说：“我不要紧，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打算回中国了。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你看到我、认出我的样子。我相信你以后也可能不会再来菲律宾了。即使你再来了，你也干不过我。”据他所说，在菲律宾绑架，他做了好多年，买了一座岛，还娶了菲律宾老婆，目前负责两个行动组，已经是“佛系”绑匪，希望尽快“退休”，公司则希望他带出两个团队再“退休”。
但年轻的C就害怕我看到他，一直戴着口罩。只要他出现，一定会强调让我戴好眼罩，我从没有看见他的真实面貌。C是主要打手，对我多次踢打。
该来的终于来了。绑匪说，他们抓错了人，我并不是他们老板要找的人，“但兄弟们也不能白跑一趟，你的手机、网银、聊天记录我们都看过了，你在30个小时内凑够100万元，就当兄弟们找你借的。少10万元剁一根手指。”
从明白自己被绑架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拼命装穷，把自己装成一个囊中羞涩的过客。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我夫人在管，其他钱在公司账户上，绑匪也查了我的银行卡，我身上的现金和银行卡里的钱并没有多少。我就坚持一种说法：我没钱，但是我愿意去借。
但绑匪说，这（100万元）是他们的“底线”，不可能再少。这些绑匪并不希望我给国内的家人或朋友发信息筹钱，他们最希望的是我身上就有，可以直接给他们。
绑匪说，他们会根据聊天记录指定一些人借钱，我也自己想想哪些人可以借，用什么话术。因此，我拿到了我的手机，可以联系国内认识的人，但每一步必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操作。
除了指定借钱对象，他们还删掉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比如我在酒店有一个当地对接人，他们知道后就把这个人从我通讯录里删除了。
拿到手机后，我再三权衡，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我的家人，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怕他们马上报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预判报警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走向。
一开始，我主要是找朋友和生意伙伴借钱，其中部分打了钱，部分推测我可能遇到了什么事，一边采取拖延战术，一边查我的行程。这期间，我手机上所有能借贷的APP都让绑匪借了个遍。全程都是他们拿着我的手机操作，问我密码，需要人脸识别就把手机放在我面前，让我摘下眼罩进行识别。
在我借钱期间，他们还派当地人去我酒店房间，将我房间内所有东西转移了，包括300万韩元（约1.5万元人民币）和1万港元。
第七天
在绑匪提出的30个小时快到时，我还没有凑够100万元。这时绑匪开始激烈地恐吓我并踢打我，如果当天凑不到100万金额，他们马上用雪茄刀切我手指。于是我才紧急联系家人打够余款。
21日晚，我的所有赎金到位，他们不停地转钱。
我开始询问什么时间能出去。哪知，他们又“临门一脚”，称还需要5万元“遣散费”。我只能再问朋友借了5万元，直接打到支付宝，他们立即将钱从支付宝转走。（后续我出来后才得知，他们还用我的两张信用卡分期操作了30余万元，这些钱当时我并不知晓，当时还以为只支付了100万元赎金和5万元遣散费。）
邹峰两张信用卡当时的贷款及转账记录
3
绑匪称来自“东方监狱”
“钓”我的男子也被他们绑过
令邹峰感到意外的是，负责“钓”他的男子，之前竟也被这伙人绑架过！那他为何被绑后也成了绑匪？是被胁迫还是为了利益？
以前邹峰也听说过东南亚一带有绑架事件，但一直觉得这些事离他很远。后来，邹峰才明白自己为何成了当事人——
第八天
22日，他们没有继续让我筹钱，但也没有放我走。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拿到钱后没有马上放我，是因为到位的钱即使转出，24小时之内还可能被反诈追回，所以，所有钱到位后再把“牛”留置24小时是他们的标准操作。
因为22日没有事情可做，我也认为自己会被放，就比较放松地和BCD等人分别聊天。
B告诉我，他们的主要绑架对象是在菲律宾做黑产（电诈、网赌）的中国人，他们其实不愿意做商人和游客的“生意”，风险比较大。我是他们绑的为数不多从中国过去的游客。
B透露，他们的“公司”叫“东方监狱”，有着多样化的“业务”，包括诈骗、网赌、绑架等。他的老板负责绑架，下辖4~5个行动组，同时可以执行多起绑架。并带有威胁意味地对我说，在菲律宾，绑架非常普遍，报警没有用，他们干了5年，从来没有出过事。
后来，我从曾常驻菲律宾某外交机构的朋友处也证实了绑匪的说法，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原本确实是“黑吃黑”，目标是在当地做黑灰产的中国人。但随着做黑灰产的因为被打击也不好赚钱了，再加上别人警惕性也开始提高，“黑”不够吃了，这些人就把目光转移到“白道”上来，开始瞄准从中国过去的差旅人士、游客身上。
此外，B在聊天中还提到，他们会直接从中国“钓客”。他提到一种模式：在直播平台充当大哥，“钓”女主播去菲律宾，下飞机直接绑走，这样的“单子”一般比较大，基本300万-500万元。
C则称他是犯下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的，他的打算是：靠这个赚几年快钱，然后去新加坡买房生活。
D看起来年龄最小，他也称自己是犯下情杀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在菲律宾购买他人护照获得身份，他没有很在乎被我看到他，在几人中对我相对友善，在他看管我的时候，我可以相对自由地抽烟，他也多次给我可乐。
据他们介绍，他们还有专门负责钓“牛”的外线组，负责寻找目标并接近，与行动组在绑架车上交接。负责跑腿的是外勤组，还有负责放人过程的善后组。
在这个过程中，绑匪提到，前面在酒店与我套近乎的男子A也是之前被他们绑架过的人，现在帮他们物色对象。如果绑架成功，A能获得总金额30%的分成。这时，绑匪开始游说我加入，说如果我之后帮他们物色对象，并能成功绑架，我也可以获得相应分成。
以我的赎金100万元为例，前期钓我的那个人，可以拿到约30万元。实施绑架的这4个人，打手可以分到3万~5万元，小头目分到10余万元，剩下的就给更大的上级和组织者。
前面说要去新加坡买房的那个年轻打手C跟我说，他们差不多一星期做一起，对于他这种级别最低的打手来说，一个月最多能拿到20万元人民币。
这伙人还跟我打听，和我一起吃饭的那位当地朋友有没有钱。他们游说我，说如果我钓到的人交了300万元赎金，我按比例分到的钱，就够抵消掉这次交的赎金。
这伙绑匪几乎只以中国人为目标。有个绑匪甚至告诉我，他们之前绑过一个韩国人，“但我们说话他根本听不懂，威胁都威胁不明白，最后烦都烦死了，以后外国人（指非华人）一律不绑。”
4
他们给了我3万比索“遣散费”
国内警方帮我追回约40万元
在赎金到手后，绑匪把邹峰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度假村门口，行李箱和背包也交给了他，让他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
邹峰发现，他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放在背包里安全的位置，包里被塞了3万比索现金（约合4000元人民币），还给了他一个手机，手机上登着他的微信。
在众多绑架目标都被撕票的地方，这些绑匪为何还要给邹峰遣散费和手机？他们是良心发现，还是别有原因？
当时，获释后的邹峰惊魂未定，他告诉每经记者，此刻仍面临着未知的危险——
第九天
被绑架后经过3天4夜的煎熬，绑匪终于准备放我了。
但在放之前，绑匪对我提了一些要求：放出去后，要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不能在菲律宾停留，如果他们得知我还在菲律宾，不管是否报警，一定想办法干掉我。
23日凌晨2点左右，我被他们拉上车。大约15分钟后，我被他们拉下车，解开手铐，行李箱和背包也交给我了，我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放在背包里安全的位置。但我的手机、电脑、iPad、身份证被扣下。
我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发现自己被放在New Forest Park Resort（新森林公园度假村）门口，地点位于Angeles（安赫莱斯市），这里距离马尼拉有100多公里。
我包里被塞了3万比索现金（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但我的其他所有现金均被他们拿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手机，手机上登着我的微信。
此时我环顾四周，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菲律宾男子，身着保安制服，眼睛看着我。我看到远处一个麦当劳标志，路上也没有出租车，就向着该标志方向行走。这时，着保安制服的男子向我摆摆手，意思是走错了。我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人。我上前用英语询问应该如何打车。男子也用英语告诉我这里没有出租车，需要坐当地的摩托车，他可以帮我叫。
我同意了，他示意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个度假村门口就一张椅子，非常突兀。期间，我看见一辆SUV车多次经过，我觉得是劫匪的车。
随后，保安带着一辆摩托过来告诉我，300比索到国道边有出租车的地方。我上了车，也看不清摩托司机的面貌，他用纱巾包着脸。过了10多分钟，我被送到了国道边，交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沟通后，得知他不能直接将我送到机场，需要转乘，我还是上了车。
这名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一直不停地观察、掉头，像是在甩掉跟踪的人。他把我送到了一个当地的汽车站，交给了一个小巴司机。
包车去马尼拉国际机场，小巴司机要价8000比索。上车后，我们直接向马尼拉机场出发。在车上我就开始联系我夫人，冻结银行卡并报警。当时非常紧张，因为我的手机还在绑匪手上，他们依旧可以转钱，我的账户上还有从基金账户赎回的10万元左右。
我后来分析了一下，绑匪给我证件和钱的意思，应该是让我赶紧离开菲律宾，不要逗留也不要在当地报警，这样他们更安全。我是他们绑架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游客”，他们也只是想试试“水深水浅”。
这些人以前绑架黑灰产的时候，有一个通用话术，就是菲律宾国反绑架大队（AKG）不接受中国人直接报警。但其实这个说法是假的，他们是吃准了那些从事黑灰产的人不敢走这个途径，只能忍气吞声。把护照还给我，甚至还给我新手机和钱，其实都侧面说明了他们也害怕你在当地报警。
23日晚上12点左右，我到达首尔，告别了9天梦魇般的马尼拉旅程，终于安全了。几天后，我直接从首尔回国了，这段经历，一生都难以忘记。
事后统计，本次绑架事件，我的实际赎金在150万元左右。最后通过中国警方的努力，帮我追回了4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因为，当初按照绑匪要求往境外汇款时，需要将赎金先打到境内的一张银行卡，他们用这张卡将钱转往柬埔寨，再通过那边的赌场把钱洗到绑匪手里。这些资金中转涉及“手续费”，最后被追回来的，也就是还留在国内的那些“手续费”，警方通过冻结这些国内的收款账户，将钱追了回来。
不过，警方立案的事由是电信诈骗，因为在国内报案的是我老婆，且她当时向绑匪指定的不明身份账户支付了几十万元赎金，相当于是我的老婆被电诈了，而且电诈的破案优先级也比较高。
5
除了要赎金
绑匪还试图把我卖掉
最近，两名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人士在菲律宾遇害之后，又传出3人在该国一家酒店遇害。东南亚多个国家常发生绑架案，这些地方还可以去吗？如果不得不去菲律宾等地，又该如何防范绑架？被绑架后，如何与绑匪沟通才能保证生命安全？
虽然邹峰当年没有受到绑匪伤害，支付赎金后就被放了，但后来回想这个事件时，邹峰还想起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细节，他告诉每经记者：绑匪曾试图将他转手卖掉——
我被绑时，他们一度在照着一个表问我问题，包括我是如何入境、以前在国内做什么、会不会英语等等。我那位曾常驻菲律宾外交机构的朋友帮我分析，这些可能是买方那边列出的问题。
幸运的是，因为我是用美国签证入境菲律宾，只能在当地逗留7天，且无法转成长期签证，一旦逗留时间超期就会被列上黑名单。加上我年纪比较大，所以最终没有被卖掉。但如果我是旅游签证入境，就可以把我的签证延期最后转成工签，这样的后果就是，我极有可能被卖到电诈园区。
上面提到的曾常驻菲律宾某外交机构的朋友也告诉我，该国很多绑架团伙最开始干的事情都跟当地电诈产业有关，比如为园区提供保护、追打逃跑的人、暴力追债等等。但随着电诈生意不好做了，以及疫情期间的环境变化，一部分人就开始干起了绑架的生意。
回国的时候，邹峰把绑匪用来蒙他眼睛的眼罩带回了国，用来提醒自己以后出门千万要小心。
到现在，他都会时常想起那些绑匪跟他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就是走在大街上的ATM机。”
他在此提醒大家，绑架案在菲律宾太常见了。就如何防范绑架，以及绑架后如何保住生命，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以及他朋友对菲律宾的了解，在此与大家做一些分享——
1、有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菲律宾被人传授的经验包括“走在街上不要走在人家屋檐下”“不要走在停好的车辆旁边”等等，要防被拖到封闭场所。
2、在菲律宾活动，除了最核心的CBD区域、酒店、需要去的工作地等，不要随便去其他任何地方。交通也要尽量搭乘公共交通或自己预约的交通工具。
3、千万不要上对方预约或派来的车辆、不去对方安排的场所洽谈业务。尽可能在自己预订的场所和公共场合与人见面。
4、至于东南亚方向，我现在只会去中国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像菲律宾、柬埔寨及泰国的部分地区，“非必要不要去”。
5、即使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差，如果看到街区有很多涂鸦、街上有很多流浪汉，也要格外注意。如果晚上没有看到单身女性在外活动，这种地方可能就不安全，晚上一定不要离开住所。
6、大多数绑匪都是为了“谋财”，与绑匪周旋时，首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7、对于之前多次去过菲律宾，但只去过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我来说，绑架这些危险都是我当时所不了解的。在办个签证或者买张机票就能出国的现在，加上国人长期生活在治安情况良好的环境中，对境外的安全问题不够重视，出国前一定要做好目的地的安全功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邹峰为化名）
记者|成名
视觉|刘阳 刘青彦
记者手记 | 能让绑架“沃土”转型为投资“热土”吗？
对于各行各业的淘金者而言，“出海”拓展市场是极具诱惑力的。而对于一些亟须发展机遇和外来投资的国家来说，提供安全便利的营商环境则是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屡屡因电信诈骗、非法博彩、绑架甚至人口贩运登上新闻热搜的菲律宾等地，在吸引游客、外商、外资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有受访对象明确地说，判断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如何，可以看有没有国际化的风投资金投向该地，以及有没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代表性企业，“如果都没有，当地的投资环境可见一斑”。
菲律宾也在大力整顿非法黑灰产业，但如果连商旅人士的人身安全都还无法保障，一个国家便成为了危险的代名词，让国外投资者望而却步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国家失去很多发展机遇，只能对着新加坡这样经济发达、治安良好的国家望洋兴叹。
菲律宾具有优良的热带自然环境，但只有从根本上改善治安和法治环境，才能摆脱“危险代名词”的标签，才能真正吸引和留住投资、产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便能让令人闻风丧胆的绑架“沃土”转变为全球投资者向往的投资热土。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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