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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418:22·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导读：当地时间9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启动“音乐外交倡议”，并现场吉他弹奏、演唱了美国经典歌曲。这一倡议旨在将美国音乐推向全球，作为美国外交的一大抓手，推广美国文化。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美国历史上，音乐推广带来巨大外交成就，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爵士乐身上已有先例。《音乐攻心》一文解析了爵士乐作为黑人音乐，在国家对外文化冷战需求和国内民权运动中的文化力量；《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一文，则关注当时美国面对的外交压力，和爵士乐的外交效果。冷战期间，美国一度被苏联批判为无文化，对外进行文化宣传就成了非常紧迫的需求。当时并非美国主流文化的爵士乐临时承担了“外交”的任务，爵士乐手被大量、频繁派往包括苏联、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国。这些“爵士大使”们的出访完全证明了他们的文化征服力，不仅消解了美国种族歧视的形象，同时润物无声地成为代表美国自由文化的名片，不需要任何文字说明，就让世界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魅力。从文化外交的角度看，越是柔软的、不具有说服意味的内容，越容易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可，这是爵士乐外交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历史的另一面中，爵士乐承担美国外交任务，也是黑人乐手们在民权运动中为自己和黑人文化“去边缘化”努力的重要一步。虽然爵士乐在世界范围获得广大成功，但在国内保守派的刻意反对、压制之下，一度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美国境内反而成为爵士乐的空地。相应地，爵士乐手们也并未完全遵照美国官方的要求进行传播和演出，而是尽力地利用音乐和表达机会，为民权运动发声。爵士乐的“主流化”可以说是一场特定时空中的官民合谋，有趣的是，音乐家们表达斗争精神的主动性，才是爵士乐大流行的关键要素。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音乐攻心：文化冷战视野下爵士乐的世界旅行》一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一文原载《国际观察》，仅代表作者观点。音乐攻心：文化冷战视野下爵士乐的世界旅行文｜郭鹏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1爵士大使：秘密的声音武器
爵士乐成为世界性文化存在离不开战争的动力学。历史证明：爵士的世界旅行从一开始就佩戴着美国霸权的徽记，这一情欲音乐的风靡帷幕之下乃是军事的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爵士可谓风风光光在欧洲逛了几圈，这段音乐传播史的发端要追溯至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这一事件。美军带着乐手和唱片登陆欧洲。最初在法国引起轰动的是纽约黑人军团的地狱战士乐队。其他纽约兵团纷纷效仿：如第350炮兵部队的七十黑魔鬼乐队以及黑人鼓手路易斯·米切尔（LouisMitchell）领导的爵士国王乐队。此时的爵士带给英法厌战民众以娱乐，时隔二十余年，它代表美国式民主又见证了反法西斯战争。20世纪五十年代伊始，爵士作为文化冷战的秘密武器，为挽回美国形象和争夺人心立下汗马功劳。《爵士大使玩转冷战》的方法论指向“历史的间隙”，试图敞现冷战外交、全球化和种族主义相互纠缠之下爵士乐扮演了怎样一种“不可见性”。
如果说“空间‘决定’什么行动可以发生”，那么，巡演也应放在战后全球权力关系和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的背景下去考虑。如果对漫长的巡演进行量化，不难发现，代表演出数量的曲线凹凸有致，且总有那么几个频繁突起的点。熟悉拉康的人知道，重复意味着永远无法满足的对他者的欲望。对此，埃申开宗明义：“对于五十年代的美国官方，西欧的心理战已经胜利，新的战争是要赢取从数十年殖民主义中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衷心。”这解释了为什么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新闻署不厌其烦地往亚洲、非洲、中东投放成千上万台录音机，好让那里的人收听美国对外政策的抗辩和威利斯·康诺弗（WillisConover）的音乐广播。中东作为头号站点，接二连三迎来了吉莱斯皮、布鲁贝克和艾灵顿公爵等爵士巨擘。地点相同，每位“大使”的巡演背景和目的却不尽相同。前两位与美国五十年代初针对苏联的全球包围圈有关。埃申写道：“依循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苏联的‘周线防御’（perimeterdefense）概念，吉莱斯皮和两年后布鲁贝克的巡演，途经从土耳其到巴基斯坦的‘北层国家联盟’（NorthernTier）。”透过中音萨克斯手菲尔·伍兹（PhilWoods）的表述，埃申暗示石油这一人皆渴望的冷战商品是巡演的另一用意：乐队刚抵达阿巴丹，就迎来“原油的味道和伊拉克的枪声”，三场演出之后，音乐家们“就像上等石油工人一样”在营舍住了下来。吉莱斯皮的巡演还被解读为几个月后苏伊士危机的预防措施。因为，埃及不结盟一直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心头大患。为区别昔日英法殖民主义、不与民族主义者相抵牾，他们避免强取豪夺。埃申认为，吉莱斯皮的跨性别、跨种族的综合性乐队成为理想选择。“在外交上，巡演寻求盟国支持，且以使美国有别于欧洲殖民权力的方式劝说中立者。”
如果说，吉莱斯皮的巡演是全球冷战资源竞争、拉帮站队的积极策略，那么，七年后艾灵顿公爵的巡演则是美国内部民权运动的直接后果。第五章开篇，埃申援引几则史实：1963年5月3日，伯明翰警察局长尤金·康纳（EugeneConnor）下令用消防水枪对付因四名黑人女孩在教堂被炸弹炸死而示威的黑人，并暗示警犬不能无所事事，袭击黑人的镜头被全世界的电视机疯狂转播，招致各国讥讽；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演讲；不到两周，艾灵顿公爵就踏上了为期三个月的中东巡演。接二连三的事件表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不断激化的种族矛盾把美国推到了风口浪尖。面对舆论的谴责，为了“美国世纪”的雄心，美国必须付出给予黑人以一定权力的代价。拥有世界性声誉的艾灵顿公爵作为最具能够表达美国诚意之符号学价值的人选，在全世界监督下踏上巡演之路，以示美国种族关系改善的决心。
约翰逊时期的文化政策再次移位。尽管通过了民权法，但因美国向南非种族隔离制倾斜及其与几场非洲国家政变撇不清的干系，约翰逊不但没有继承肯尼迪在非洲人心中的友好印象，反而遭遇“在非洲的形象问题”。加纳政变两个月后达喀尔的第一届世界黑人艺术节（1966），被腊斯克视为“发展有利西方的态度”的完美场所。接着，国务院发起向非洲输入不囿于爵士的美国黑人艺术的大规模文化闪电战。在埃申看来，这些都是应对“形象问题”的策略。
对于权力的分析，福柯曾建议：“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它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技术和战略，然后再观察越来越普遍的机制和整体的统治形式怎样对权力机制进行投资、殖民、利用、转向、改变、移位、展开……”这种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可揭示有别于推理的更为幽暗、复杂的权力运作与功能机制。换句话说，微观权力分析让逻辑上的无用之物现露出别样的用途。从一般的种族和阶级角度讲，黑人音乐血统，尚未使爵士成为此一时期美国文化的代表，也不构成中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但是，在历史放大镜下文化冷战的权力末梢处，我们看到，爵士的挪用机制在一次次的运转中，被美国机会主义转化为历届政府的危机公关，产生了政治的功用。或许，恰恰在“本不该”被重用的爵士乐中的权力渗透，映现出比想象中更加撕裂的两个世界。应了那句话：“文化冷战的……整个前提，就是作家和艺术家都必须置身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
在这场无尽战争的边缘和局部还弥漫着微观、异质的战争。正如福柯对战争的理论努力将战争从国家的边界拉回到内部，聚焦“战争的插曲、片段和移位”，从国际冷战回撤，爵士也是美国内在协商、对抗和争夺的场所和产物，记录“国内和平”内部的力量关系。爵士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化进程，离不开努力清算其黑人文化血统的专家话语，这种话语与将其视为大众娱乐加以蔑视的媒体话语形成冲突。吉莱斯皮的巡演无法摆脱来自美国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隔离主义的激烈挞伐与抵制。保守主义轰炸出了爵士“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外部性效果。巡演宣传和爵士广播为了出口而存在，美国则成为律令下的爵士“荒原”。美国身份政治卷入全球冷战再度激荡，在赫然出现的爵士乐上，铭刻为一个个裂隙纵横的历史瞬间、一次次转型阵痛的身份操演。正如埃申所言：“这些巡演是内在于美国文化和全球权力关系的流动和紊乱之转型的临时产物。”
2摇摆思想：通往“自由世界”
爵士巡演的初始动机源于一种文化自卑感。埃申指出：美国需要一种本土艺术形式，摆脱“靠小汽车发家”的贬损。爵士肩负这一使命，是音乐家、民权拥趸、企业家和评论家集体用脑的产物。1955年，众议员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ClaytonPowellJr.）向国务院提议：不要再向海外派出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美国在这些领域很难超过苏联，且缺乏创造力；相反，美国要派出爵士乐团，要“让世界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风物’（Americana）”。为了使美国艺术与苏联和欧洲古典形式区别开来，约翰·威尔逊（JohnWilson）和马歇尔·斯特恩斯（MarshallStearns）等评论家标举现代主义，而爵士被他们视作美国现代主义最具原创性的产物。巡演确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位组织者看完吉莱斯皮演出后信心十足地说：“美国不仅在现代自来水管和花哨的小轿车上做得很棒，在精神和艺术方面同样很棒。”
什么导致爵士担负友好大使的使命，还需考虑爵士文化史、战后美国全球权力的理论基础及其与音乐形式/内容的耦合逻辑。亨利·卢斯（HenryLuce）的“美国世纪”扬言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国家主权独立、全球和平与安全来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而使美国权力合法化。政策制定者们也放弃了欧洲殖民主义遗产，旨在建立美国主持之下被他们视作“至高无上的慈善”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由世界”。既然允诺了世界是自由的，那么美国的领导权必然需要更多诉诸于文化，进而获得葛兰西意义上的积极赞同。这里，达成赞同的工程不是武装的强制，更像吕迪格·里特尔（RüdigerRitter）所说的“只在敌人领土的居民自愿被打击的时候才能起作用”的文化转移。里特尔发现：听众对语言宣传的单调形式深恶痛绝，“音乐，尤其是爵士的劝导力量明显更强。”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热爱爵士乐的美国人中出现一种未成型的意识形态：摇摆思想。大卫·W.斯托（DavidW.Stowe）将其定义为一种信仰：美国人关于经济与社会机遇、关于种族多元、关于自由表达、关于无限创造力的理想都在摇摆的音乐世界里得到了最高实现。
新政美国时期的摇摆思想吸纳了更广泛、更模糊的左翼意识形态。战后的摇摆思想一面代表独特的非裔美国人经历，一面表征世界、包括美国民主的普世性。五十年代初，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通过非正式的民意测验，了解到苏联市民反感自由欧洲电台的高压宣传。美国之音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灌输。为了培养听众的信任，康诺弗在“爵士时间”栏目中，尽可能多地只放音乐，少涉及乐曲信息，更与意识形态和宣传无染。或者说，音乐自身，就是宣传的目的。当康诺弗以去宣传的语言宣传爵士的时候，政治的隐喻诞生了：“爵士音乐家事先就以下方面达成一致：和声如何进行、什么调、速度多快、曲子多长，在此约定之下他们可以自由地想怎么弹就怎么弹。……爵士是完全的纪律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的重叠。……这就是事物在美国的发生方式的音乐表达。我们不易在这里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感受到自由的因素。他们爱爵士因为他们爱自由。”
因此，向世界推荐爵士音乐家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抵制国际上对种族主义要害的攻讦，由此产生的效应还包括重塑（挽回）美国在平等主义世界中的自由国际主义形象，并有利于为美国争取国际友谊。1952年莱纳德·费瑟（LeonardFeather）的“美国爵士俱乐部”（JazzClubUSA）和1955年康诺弗的“美国音乐”（MusicUSA）等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为巡演打了前战。离家出走的爵士也不辱使命地向祖国展示了强大的公关能力。被同行护送的斯特恩斯称为“对爵士作为友好大使的尖酸测试”发生在第一次巡演的终点站雅典。吉莱斯皮一行凑巧进入正大发雷霆的城市。怒气冲天的学生因美国支持希腊右翼独裁政府而砸了美国新闻处的大楼。声音的魔法师化干戈为玉帛，吉莱斯皮的午后演出瞬间熄灭了暴童的怒火。骚乱以音乐的狂欢告终，“学生们把夹克扔向空中，肩扛着吉莱斯皮穿过了一条条街道。”无独有偶，一群波兰爵士青年追随着布鲁贝克的每一场演出；波兹南演出的返场环节，布鲁贝克演奏了在火车上临时创作的带有肖邦式前奏的乐曲《感谢你》，观众陷入错愕转而疯狂的情动，一位波兰政府工作人员私底下眼泪汪汪地问他：“为什么统治世界的不是艺术家？”作为“把美国爵士现场第一次带到苏联的最佳人选”，古德曼将爵士播撒到苏联6个城市和176800名观众。
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是：“书包嘴大使”阿姆斯特朗的到来，使阿克拉和开罗欢歌四起；吉莱斯皮点亮了贝鲁特、达卡和东巴基斯坦的居民；艾灵顿公爵，不仅让喀布尔的观众痴迷、让德里的青年狂热，还在美国与盟国剑拔弩张的情势下缓和了拉合尔的紧张氛围，即便是复兴党内讧引燃的政变，也无法阻挡美国大使馆接到伊拉克人潮水般的祝贺电话。在一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复魅下，20世纪中后段极权主义和民族独立竞相歌唱的历史中，裂开了一道全世界那些解放了和正在解放着的人为一种音乐而狂的亮丽风景。诚如约翰·根纳季（JohnGennadi）所言：“爵士被视作一门美国艺术，讲述了一则励志的、自我拯救的美国故事，同时也是让地球上的其他人无法抗拒的故事。”
3民权运动内外：“民主斗士”与冷战美学
提起黑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中，往往使人与“底层”“抵抗”“后殖民”等左派理论相联。尽管在整部作品中，埃申对这些字眼只字未提，但字里行间自发流露出这部触目惊心的历史中真实鲜活的后殖民激情。后殖民主义与身份有关：被统治者通过能动地抵抗和拒绝，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身份边界模糊化，从而破除身份霸权的本质主义。
《爵士大使玩转冷战》当然涉及身份转译，而且其独特性值得花些笔墨对爵士大使们的故事进行再理论化。回返吉莱斯皮和艾灵顿公爵的中东巡演。重复之中延异着的除了政治语境，还有两人的心境。如果说前者是被胸中那束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权斗志推到热点地区的，而后者，则是肯尼迪时代民权运动取得历史性进展与自身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乐观悄然升起的条件下，才进入这一地点。盖源于此，埃申才说：“1963年艾灵顿公爵的巡演代表黑人艺术家、民权积极分子和国务院分享共同利益的高点。”
艾灵顿公爵临危受命是有条件的。成为大使的前提是被边缘化的种族得到平等的尊重。可即使他们接受了新的身份，曾经和依旧被边缘化的生命体验也不可抹除。身份转译是历史的事件。主体化“他者”通过潜在的他者化“自我”确证自身。趋向他者的代价是自我同一性的动摇，“自我”到了他（差）异性一边。杂交的时间性表现为折返多次的互换与竞赛的过程。在爵士音乐家那里，大使这一代表国家的他者身份“主体化”了，但曾被边缘化的自我生命体验却不会消失，成为新生主体尚未愈合、还疼着的伤痕。如果“每一当下的当前都只是处于最高缩合状态的整个过去”，那么，应该说，苦难的记忆时刻影响、加工、塑造着他们今日的实践。这使爵士大使不同于一般的大使。互换造成的新旧、显隐两种身份始终互为主属、彼此依托。不成为大使就不可能代表国家，创伤的历史也不会被记忆、被救治；没有这道伤，新的身份亦失去了它的意义（功能）。代表国家的胜利光芒迸裂出世仇的火星，新世界的自由号角援引着奴隶的哭号，熠熠生辉的功劳簿渗透着血债的字迹。新身份表征的爵士之胜利被潜隐的身份转述为悲怆的史诗，并要求在胜利旌旗之表面涂抹雪耻的斑污。如果说巡演是爵士“主流化”的进程，那么，他们始终在这一进程中读取自身的历史位置与谈判空间，赋予这一历史事件以杂交的时刻。这场被音乐家们视作代表国家的自由战争裹挟着另外一场有着不同纲领的黑人解放运动。吉莱斯皮设法避免国务院的简报，还说：“我有点喜欢代表美国的想法；但我不会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辩护。”艾灵顿公爵在德黑兰“谴责种族隔离制，并希望美国按照符合黑人利益的原则尽快解决种族问题。”
爵士巡演在扮演美国式民主的同时，讲诉着不同于官方版本的民主和美国故事。音乐家用行动证明：“我们不只是官方的游士，也是自我的民主战士。”民权运动如日中天的年代，正值人们“开始从自身所属群体的尊严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此时的爵士音乐家虽然代表国家，但广大难兄难弟的尊严还尚未被承认。他们与国务院的最大分歧莫过于观众问题。国务院官员罗伯特·D.克罗斯（RobertD.Cross）明确指出：“这些项目的最初动机无疑是针对第三世界青年精英的冷战竞争。”明显精英化的听众群常招致音乐家的不满与抗议，引发“谁是人民”的拉锯战。在了解到孟买的黑人市场和音乐家的抱怨后，艾灵顿公爵坚决要求所有音乐家要被准许进入。在新德里住院期间，他还为护士们播放了他为纪念解放奴隶宣言一百周年而作的舞剧《我的人民》（MyPeople）。在卡拉奇，吉莱斯皮则以拒演的方式抗议目标听众的精英主义倾向，直到演出大门向买不起票的流浪儿童敞开。
强劲输入的美国自由戏码也遭遇当地人的历史性解码，实现霍米?巴巴所说的“在暧昧的阐释空间里被建构的”文化声明。在安曼，因饮酒、压力和疲劳而精神崩溃的小号手雷?南斯（RayNance），甚至拒绝了在罗马剧场举行的唱国歌仪式。艾灵顿公爵和其他乐队成员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被送回国。当地报纸《艾玛纳》（AlManar）赞扬艾灵顿公爵“代表美国和全人类伸手迎接他人”，作为“一个黑人，能够超越他的白人兄弟带给他的不公，建起一座全人类可以通行的安全与和平之桥。”后一句话等于继续承认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并宣布游说之无效。
最终而言，在这份与国家的共谋关系中，音乐家从公事公办的客体自我照亮为音乐的主体。美国冷战文化中的冒险、竞赛和男子气概与爵士文化的核心——即兴——之间出现了某种不谋而合。根据尤金·W.霍兰德（EugeneW.Holland）的说法，（爵士）即兴是典型的游牧音乐，不受制于任何事先存在的权威文本，而是当场将“构想”与“实施”集于同一组人员身上。爵士乐手像“修修补补”的石匠手艺人而非居高临下的建筑师，在进程的每一环节，对外部运作之力进行即刻评估，通过临场的实际操作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爵士性格中对平等、自由与游戏的渴望源自即兴演奏的不确定性和游牧主义——互不相识的人一起轮流演奏、根据和弦选音阶（即兴）弹，由此产生一种效果：险象环生的陌异之地吸引着他们。在经历过缺少官方护送和签证的情况下偷溜入东德的恐惧、阿富汗恶劣自然气候引发的疾患，以及因国会议员单方面毁约而直面中东危机和伊拉克政变的惊险，巡演依然成为布鲁贝克“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事之一”。还有比惊险的旅途更能让深谙爵士精神的音乐家感到兴奋的吗？由此，环球友好大使的公关工作被“爵士化”为酣畅的仪式；巡演本身成为一场无与伦比的巨型演出；一站接一站的困境、危机与事故，仿佛乐谱上前后相继、等待乐手想办法解决（怎么弹）的和弦。到了每一站，“大使们”都会在正式的演出任务之后，去俱乐部认识当地的音乐家，践行真正的爵士文化。正如埃申所说：“巡演不仅带领音乐家跨越国界，还打开了在跨国舞台上追求民权、团结和音乐交流的通道。”布鲁贝克在孟买与西塔尔琴名家阿卜杜勒?加法尔?汗（AbdulJaffarKhan）合作，在安卡拉与多国乐手在《你就是一切》（AlltheThingsYouAre）的和声上即兴演奏了十五遍；古德曼乐团刚到列宁格勒，就和当地音乐家展开了“国际”即兴演奏；同样在安卡拉，吉莱斯皮将写着“爵士兄弟情谊”的香烟赠予土耳其小号手穆瓦法克·法莱（MuvaffakFalay）；土耳其青年艾里弗·马丁（ArifMardin）送给琼斯一份乐谱，琼斯回国后以全明星乐队重新编曲，在美国之音播出，并为马丁争取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收编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边缘者在被权力挪用的同时也被权力创生。权力关系体现为一种相互成全。这是“去边缘化”的过程。帝国权力在对爵士进行规划的途中，爵士被“洗白”了。音乐家的新身份携带着过去的幽灵，无论它是种族的（民权）、制度的（民主）、还是音乐的（即兴），总在新的身份中能动地去存在，由此成为霸权的界限，也使自由成为可能。
4潜隐剧情：爵士的“主流化”
就冷战时期的爵士乐研究，根纳季曾说：“在美国研究领域，这一主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纳入以下更普遍的学术视域中——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交织、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美国黑人的文化和智识作品，以及所谓的‘长期的民权运动’。”这几个方面可以转化为权力与艺术价值相互缠结的“当下的谱系学”（genealogyofthepresent）思路，使爵士“主流化”议题获得新的阐释空间。换一种问法：爵士这种底层黑人的造物、媒体眼中与毒品和犯罪相提并论的堕落音乐，除了实践主体的天赋和努力，还有什么可以借重令其在数十年之内成为“美国唯一真正的本土艺术”并享有与欧洲音乐平起平坐的声誉？与埃申相同，根纳季也意识到，爵士作为民族主义和美国形象塑造的核心，在五十年代包括巡演在内的一系列爵士运动中达到了高峰。他还将此一进程追溯至1935年由美国共产党发起的人民阵线运动。这即是说，爵士的“主流化”乃是国家形象塑造和民权运动的副产品。如果权力关系“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那么，它对艺术同样具有价值的规定性作用。不容忽视的还有艺术家的能动性。别忘了，在鲍威尔向国务院提议前，吉莱斯皮等人已掀起比波谱革命。这使爵士的“主流化”看起来更像一场官民合谋，一首由国务院、音乐家、评论家、民权分子共同参与、以黑人权力与国家利益为驱力的合唱曲。对于音乐本体，埃申和根纳季较少提及，虽不必苛求，但理论上人（权力）与物（艺术）永恒角逐的问题却不过时。
对于大众文化批评，周志强提出过一种思路：透过其所装扮的美轮美奂的面纱，揪出文本当中的荒谬之处，以寓言的方式加以诊断和批判。某种意义上，《爵士大使玩转冷战》是对历史文本的寓言论批评，将国务院的爵士巡演这则自我编织的自由主义寓言、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StonerSaunders）所说的“利他主义神话”幕后的难言之隐揭示出来。对“限制性‘公共场所’”的幽暗动作之觉察，将作者和读者引向别样的历史叙述和权力分析，因此，这部著作具有迷人的学术气质和令理论失控的潜能。如前所述，爵士的“主流化”是权力运作的产物。国家投资和挪用的对象是在观念和法理上定要加以排斥和否定的“非人民”。结构类似、意义不同的悖论也出现在卫国战争前后，苏维埃铁路公司计划在300座火车站建立爵士乐团，常被视作阶级敌人的爵士，忽然成为苏联红军的良伴，与此同时，德国广播公司也拥有一支神秘的查理乐团。这些历史值得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最后，《爵士大使玩转冷战》从音乐美学迁移至音乐的文化政治维度，其中音乐与意识形态、音乐与种族、音乐与外交、音乐的离散等视角对我们的音乐和文化研究不无启示。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文｜曾琳智来源｜国际观察
▲美国著名爵士乐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图源：互联网
近年来，公共外交以其“影响舆论和民心”的独特优势，在各国外交事务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艺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常常会被有意识地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方式与他国进行沟通，尤其是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冰点或瓶颈时期时，音乐的运用尤为突出。虽然音乐是国际社会中非常活跃的文化因素，但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音乐与公共外交关系的却极少。
国外学者对此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认为音乐是“一种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是穿越边界、创建理解和认同，推动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主要从文化、政治和国际公关角度探讨了音乐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建构文化认同与权力，亦可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音乐无法估量又无法忽略的双重性和跨学科难度使得研究者的探讨往往进退维谷。一方面，究竟有多少人心能被音乐所俘虏，哪些因素最终能影响国际关系确实难以估量（无法估量并不代表不重要）；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音乐的不可估量性，如同海下的冰山一般，反而使这个议题更值得被关注，更具有启发意义。
1背景分析
纵观国际关系史，观念争夺自古由来，从未停歇。冷战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场“观念之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全球的领导和统治地位开展的一场“争夺思想和心灵”的战役。冷战期间，苏联利用自己的文化宣传机器，攻击美国是一个极度物质主义的国家，是文化上的野蛮人（culturalbarbarians）。对于苏联在非苏世界的“洗脑”（brainwash）运动，美国政府非常警惕，迅速作出反击：“我们很有必要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来显示我们自由制度之下的产品和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优越性。”随后督促国会设立“总统国际事务紧急基金”（President’sEmergencyFundforInternationalAffairs），其中很大一部分交由国务院和新闻署（USInformationAgency）使用，其任务就是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展示美国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和文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发送第一批冷战音乐武器到达苏联、东欧、中东等国家时，其私人信件中便表达了其战略目的，即把音乐作为一种心理工具，希望改变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浮夸、沙文主义并热衷强权政治的固有印象。
派出何种风格和哪个乐团一直是由美国国家戏剧研究院音乐顾问小组ANTA（AmericanNationalTheatreandAcademyMusicAdvisoryPanel）负责筛选。由于顾问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古典音乐的拥趸，他们认为古典音乐才能代表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最高艺术水准，而爵士乐不过是下里巴人音乐。所以古典音乐从1954年到1963年十年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爵士乐则位居第二，即使比例最高的一年（1959年）也不过只是接近1/3。这意味着尽管专业音乐人士认为派出爵士乐可能无法展现美国的高雅文化，但出于政治的考量，一方面国内政治种族矛盾激烈，美国政府需要平息国内矛盾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一直是苏联攻击美国的话柄。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实现它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民主的承诺，主要由黑人组成的爵士乐团不得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wayoflife）的代表出访，以平息国际舆论和国内矛盾。其实早在1947年3月，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一份报告便透露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玛丽安·安德森（MarianAnderson）或多萝西·梅诺（DorothyMaynor）在德国听众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义，派出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
黑人作为美国代表出访不仅可以传达美国平等民主的政治观念，粉碎国际舆论谣言，还能舒缓国内纷争，这无疑是美国公共外交史上最具有创建性的举措之一。不仅如此，爵士乐的音乐特质和音乐理念也非常符合美国政府想传达的“自由平等”观念。爵士乐因缘于草根更亲民，无论精英或大众，无论其是否具备音乐素养，都能感受它的魅力，享受它的自由。而爵士乐最令人着迷的特性就在于它不失章法的即兴演奏，是规则和自由之间最完美的结合，每个成员既要配合又要独奏——非常像一个民主政体。这也是为什么爵士乐成为了美国公共外交中的“特洛伊木马”（Trojanhorse），在不知不觉中将隐藏在音符木马中的“自由民主”观念和美国文化传递给了世界。
2公众分析
从爵士之旅出访的地区和选择的目标公众来看，乐团被派往的国家主要有苏联、东欧、中东（以色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及非洲国家；而针对的目标公众除了精英，更多的是年轻人和普通公众。美国为什么要派爵士乐团前往冷战中的最热点地区?为什么要选择普通公众和年轻人作为核心目标公众?这些目标公众是否更容易或者更紧要地能与美国文化建立认同?
在斯大林时代，铁幕几乎不可穿越，苏联人民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非常闭塞。美国政府认为音乐可能是撬开苏联人民封闭之窗的一种最安全的工具，只要音乐能渗入，就能在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加上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莫斯科对其人民的控制。最初，爵士乐在苏联是被禁止传播的，一些爵士音乐家甚至被逮捕送进劳动营。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执政加强了与西方的交流，爵士之旅得以成行。但爵士乐仍被认为是腐朽的、迷乱的精神鸦片，其胃里充塞了反苏的物质。然而，“要禁止音乐或谈论爵士这个词，只是表面上的成功，从新兴黑市到波罗的海，人们还是能购买、聆听或亲历现场演奏。”甚至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当美苏两国关系面临剑拔弩张的状态时，爵士音乐家本尼·古德曼（BennyGoodman）仍获准在苏联6个城市进行了30场演出。苏联对爵士乐的接受可以说是冷战中出乎意料的一件事，这也印证了威利斯·康诺弗（WillisConover）的预言：“爵士乐是一扇对哪里都开放的门，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难以关上。”
音乐外交是继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部署的又一心理战术。马歇尔计划主要针对的国家是西欧各国，希望通过帮助其经济重建，使之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它不仅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巩固了北大西洋同盟，也使得西欧共产主义势力迅速衰弱。如果对东欧再进行观念渗透，则有助于东欧国家偏向西方阵营，或至少可以在东欧与苏联之间插上一个“楔子”。而中东与苏联有陆地接壤地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也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缘政治地区。中东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意识增强，如果能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文化产生认同，加入西方阵营，则可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一个弧形的包围圈。但中东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与美国大相径庭，进行经济、军事方面的渗透仍捉襟见肘。穆斯林国家对美国政府充满戒备，对美国音乐却持欢迎态度。吉莱斯皮在巴格达的演出，甚至是最反美的报纸也给予美国表演积极的报道，于是，美国大胆选择了其军械库里最能打动人的“文化武器”——音乐来征服对方。而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非洲独立运动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黑人国家建立起来，美国政府为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便更多地派出黑人爵士乐团出访。美国国务院考虑“不只是最优秀的艺术家，也要派最合适的艺术家出访”。
面对苏联大力的文化进攻，美国官员认为新的文化项目应该针对那些更具“战略性的公众（strategicaudience）”，即那些“在自由世界里态度不明、摇摆不定、头脑不清、漠不关心、怀疑不信的人”。乐团首先选择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为一些重要的人物进行表演。比如高职衔的政治家、军人、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外交官员等。像黎巴嫩和科威特高官都参加了迪兹·吉莱斯皮（DizzyGillespie）的音乐会，吉莱斯皮本人也曾表示能为伊朗国王演出深感荣幸。而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戴夫·布鲁贝克（DaveBrubeck）曾为一些杰出人士、高官和军队领导表演。这些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话语权，倘若他们能拥抱美国的自由观念，则势必对国家政治决策和公众舆论引导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然，爵士音乐家坚持表演不仅仅只是为精英，同时也要为人民。当艾灵顿公爵（DuckEllington）在莫斯科表演要求在演唱会外的观众进入内场观看时，他也同时把平等的观念传达给了苏联人民。年轻人和学生是音乐外交的核心目标公众，一方面年轻人喜爱音乐，愿意接受新鲜的东西，同时未建立固执的价值观，且其思想将影响国家未来的走向，有利于美国民主观念输出的长远性；另一方面，因为年轻人充满反叛，说教式的宣传对其只能适得其反，而爵士乐、摇滚乐等反权威性却能让他们在音乐中进行宣泄，获得共鸣。苏联就非常憎恨西方音乐，因为它所传递的叛逆信息挫败了他们利用官方宣传向年轻一代灌输思想所做的努力。在土耳其，很多嬉皮士和边缘人物（long-hair）认为吉莱斯皮就是他们的人，一些学生在听过吉莱斯皮的演唱会之后真心拥护美国现代爵士音乐，也开始接纳美国的文化。在伊朗，布鲁贝克以其突破常规、充满活力的音乐风格征服了年轻一代。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希尔（RobertHill）认为表演的成功显示了“无论是哪个国家，对年轻人来说，爵士乐都代表着自由、生命力和新的表达方式。”
3媒介分析
媒介的传播总是在引导人们的认知和建立声望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爵士乐的传播一般通过广播和现场演绎来进行。“美国之音”成为培育与当地人民之间建立微妙关系和传播价值观的载体，尤其是威利斯·康诺弗的美国音乐栏目。从1950年中期开始，美国音乐每晚在中东地区播放两小时，不仅如此，一切被允许的地方，比如茶馆、学校、餐馆甚至政府建筑大楼都能收听到美国音乐。他们也会在当地的印刷媒介提供音乐家的背景和故事，给一些广播电台提供CD或者给居民发放演唱会门票，力图将美国音乐和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之音”、“自由之声”以及“欧洲自由之声”等重要的公共外交媒介覆盖了50%的苏联民众和70%—80%的东欧人民。
除了运用大众媒介进行传播，音乐团体的现场演出也让当地民众感到震撼，尤其是乐手们还能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合作与互动，让公众对美国文化有更直接和真实的接触。苏联经常宣传资本主义文化是腐朽、堕落，迟早要灭亡的，而一位苏联音乐家在参加过音乐会之后发出感慨：“堕落的西方怎么能生产出这么好的音乐……也许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对我们说实话。”当美国乐团到达很多国家时，几乎是一票难求。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共同体验，人们在音乐中分享人类共通的情感，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吉莱斯皮一次在雅典演出，正值人们对美国支持希腊右翼组织独裁政策感到十分愤怒，反美情绪十分浓厚的紧张时期。他回忆说：“那些学生在我们表演之后，开始脱下夹克扔到空中，把我扛在他们的肩膀上穿街过巷。”在第二天当地报纸上的标题是“学生放下石头（放弃革命）跟随迪兹。”当女性长号吹奏手梅巴·李斯顿（MelbaListon）第一次出现在吉莱斯皮乐队中时，几乎震惊了整个穆斯林国家。据李斯顿回忆：“很多中东地区的女人都跑来询问我，在美国男性和女性关系是什么样的，我怎么能独自作为一个女人跑到全世界去演出。”对于穆斯林女人来说，抛头露面都无法想象，何况在公众场合和男人一起进行表演，这让保守的穆斯林人民对美国民主感到好奇、恐惧又憧憬。
在海外表演期间，虽然时间和地点，甚至与公众交流的时间都是被计划好的，但音乐家们并非像国务院所期望的那样为本国政府处处唱赞歌。像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在拉丁美洲进行表演时，就曾发表言论说，美国政府是“被南方人掌控的”，而黑人以后会变得更有权力。吉莱斯皮对于人们所关注的种族问题，也毫不避讳坦言相告。尽管这些民间大使并没有成为国务院所期望的喉舌，但美国政府仍认为他们是极好的音乐使者。允许负面言论的存在反而使美国所宣传的民主更可信，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美国在冷战中文化外交的成功得益于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尤其在铁幕时代，美国国家资助的项目还允许批评的声音让苏联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也让其精英、学生等看到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世界”并非只是一种政治辞令（politicalcant）。在国家之间没有太多交往的情况下，对对方的形象通常只能通过国家机器的宣传来获得，但音乐却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加强与公众之间的心灵沟通，从而在彼此互动中构建对彼此的认知与认同。
4效果分析
任何外交活动面对的公众都是实实在在有感情的人。巧妙地运用音乐于公共外交，往往更容易俘获人心，对于一国的安全、权力以及文化认同亦具有独特的影响力。
随着大众传媒革命和舆论力量的增强，安全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文化、信息和观念等成为安全领域的战略资产。而文化不仅可以进行最大化的心理影响，且“是维护国家安全最便宜的方式”。通过案例，我们看到，无论是意识形态与美国极为冲突的苏联、还是文化传统迥异的中东国家，或是社会边缘人物，对于音乐的接受往往超乎想象。这说明音乐能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分歧，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通过音符获得共鸣，尤其在国家之间相互不了解或陷入僵局时，它是一种最安全的破冰工具。同时，通过音乐交流还可以引导舆论和民意，使得原本敌视美国的中东国家、穆斯林等民众对美国文化产生兴趣，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降低捍卫国家安全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美国在陷入朝核问题僵局时，在与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对立找不到出口时，在征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举步维艰时，音乐往往成为其改善国际关系首选的重要工具。
权力是国际理论探讨的核心要素。摩根索认为：“国际舞台上对于权力的争夺在今天已不单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更是一场争夺人们思想的斗争。”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通过案例，我们看到通过对音乐的亲身体验，许多国家的民众逐渐了解并认同了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国家传播机器的真实性。这说明音乐的力量远甚于说教，它能成为“影响别人选择”的潜在推动力，也能为一国的公共外交获得更大的软权力。不仅如此，在信息时代，音乐的传播十分广泛，通过音乐促进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还可以为一国外交成功地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获取硬权力起到辅助作用。音乐电视台欧洲频道总裁比尔·罗迪曾说：“音乐电视台或许在结束冷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了解西方的窗口，象征着自由表达情感的潮流。当我们来到当时的东欧集团国家时，我们发现那里的人们已经通过盗版音像制品了解了我们。”西方有学者也曾认为冷战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音乐、电影、展览等文化的不断渗入而使得苏联最后分崩离析。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应邀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时说过：“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可见，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通过案例，我们看到，苏联一直利用其宣传机器将美国描绘成“野蛮、强权、浮夸”的形象，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笼络人心。而美国政府却另辟蹊径，运用交响乐、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音乐展现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文化，且鼓励音乐家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流与合作，允许其自由表达意见，并通过媒体不断深化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观念。通过不断的音乐交流，其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进行互动与沟通，对象国便能在潜移默化中建构对于自己国家战略利益的认知，建构对美国国家对外行为的认同。音乐既能承载观念，亦能独立于观念之外的双重性，使得观念的建构更具隐蔽性，而一旦观念被建构，便具有持久性，能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和猜疑，使一国的公共外交和对外行为获得更大的认同。
当然，爵士乐团并非无往不胜。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人们的反应却很冷淡。《纽约时报》曾拍摄了一些在中东沙漠地区的演唱会照片，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一些喜悦、窘迫和不信任。这些国家一贯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外来信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一方面说明如何尊重他人和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是公共外交必须关注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缺乏互相信任、多种沟通渠道和多形式对话机制的坚冰远不是通过几次“音乐外交”就能消融。公共外交旨在建立长远的利益和信任，是一个长期交流互动的过程，并非只是应对危机的方法。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威胁论的音调此起彼伏。面对世界的质疑，公共外交无疑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的重要外交方式。通过此案例，本文认为，将音乐巧妙地运用于公共外交，或许是消除威胁论噪音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这不仅仅只限于将音乐有意无意地作为单一维度的沟通方式，而是要从传播主体、目标公众、传播媒介等各方面进行战略层面上的整体构建，以使其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最大的潜能，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首先，选择合适的“象征性”观念的音乐，可使一国文化与价值观在对象国公众中获得潜移默化的共鸣与认同。爵士乐在冷战中比交响乐获得的反响要大，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爵士乐所代表的“民主自由”能获得更多公众的认同。对于中国公共外交而言，谁来进行传播和传播什么是当前最为重要的课题。政府每年会派出许多音乐团体出访，然而一方面这些直属于政府的组织作为传播主体是否已然足够，资助其他非政府音乐组织出访是否更能消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误解?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音乐究竟是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哪些音乐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象征性”从观念上消解威胁论调?
其次，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能使公共外交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由于公众存在着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语言、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因此，要提高音乐跨文化传播能力，就必须对目标公众进行深层细分，确定战略公众，并深入研究其文化背景、音乐喜好及媒介接受习惯，针对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疑惑，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以使公众了解中国一贯以来的和谐品性，增加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
最后，结合不同传播媒介的特性进行整合传播，以便音乐所承载的观念、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流动和思想操控。如今随着传播媒介的进步，音乐的复制速度与传播速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如何整合不同媒介进行传播，用什么频率、在什么样的时间、空间等进行传播，亦是未来中国公共外交能否在舆论竞技场赢得人心的重要课题。
*文章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3期，和《国际观察》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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