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为什么很难说是两情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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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络内容几乎塑造了绝大多数当代年轻人对性的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下，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最新浮出水面的有关性权利的探讨？尤其是这一讨论还涉及影响人们的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复杂问题——比如性权利、性骚扰、色情文化、校园师生恋情等，使得这一话题更具有很强的当下性与现实意义。

师生恋由于其“双方同意”的外壳，一直处于校园性骚扰问题中的模糊地带。师生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浪漫爱情曾一度引发争议。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怀疑，在“教与学”这种存在明显权力差异的关系中，名副其实的“同意”是否可能？另一方面，即便师生之间确实“彼此倾心”，这样的关系又是否真的毫无问题？

在传统的“师德师风”规训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作为老师，究竟应当对学生展现出什么样的爱？当我们犹豫学生是否有自主的选择意识时，往往容易忽略在心智尚未成熟阶段，这种“爱的萌芽”镶嵌在关系内部的不平等与外部作为制度存在的“强制异性恋”结构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性？我们应该如何谈论性？怎样才能让性真正自由？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整理自《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中的“教与学的伦理”。篇幅原因，本文为对该书的综合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双方自愿的师生间性关系

就没有问题？

校园性骚扰政策扩大到涵盖双方同意的师生关系是妇女解放运动遗产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扩大一开始，一些女权主义者就斥责它是对其原则的深刻背叛。她们认为，否认女学生能够同意与其教授发生性关系，是将“不行也是行”的强奸犯逻辑倒置成了“行也是不行”的道德化逻辑。女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吗？她们没有权利与自己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吗？这样的政策不是正中重新抬头的宗教右派的下怀吗？他们可太热衷于控制女人的性生活了。

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些论点声量渐弱，对师生间性关系的全面禁止几乎没有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击。女权主义者越发为被巨大的权力差别所影响的性关系当中的伦理问题而焦虑，这一结果是与此种焦虑并行的。当相对无权的一方同意与有权的一方发生性关系时，这是名副其实的同意吗？

毫无疑问，有时女学生会同意她们实际上不想发生的性关系，因为她们害怕拒绝的后果——低分数、乏善可陈的推荐信、导师的无视。但仍有许多学生做此举是出于真正的欲望。有一些教授的求爱与性邀请是非常受欢迎的。坚称师生之间的权力差别使其不可能存在同意，要么是把女学生看作孩子，本质上无法同意性行为，要么是认为她们在教授的耀眼魅力下莫名失去了行为能力。而哪个教授真的那么好？

但这不是说真心想发生的师生间性关系就没有问题。

想象一下，一个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自己学生的热切迷恋，带她出去约会，与她发生性关系，把她变成女友，就如他此前对许许多多学生做过的那样。学生同意了，且不是因为害怕。我们真的准备说这种行为毫无问题吗？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而问题又不是没有同意，那么问题是什么？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英]埃米娅·斯里尼瓦桑著，杨晓琼译，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月。

在其对学生性骚扰投诉的正式回应中，简·盖洛普诉诸弗洛伊德的移情（transference）概念，病人往往无意识地将与童年时期的重要人物（通常是父母的其中一方）相关的情感投射到分析者身上。在很多情况下，其结果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之爱”，孩子奉献、迷恋和渴望取悦的目标从父母身上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盖洛普说，移情“也是我们与真正发挥其影响力的老师的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爱上老师，是教育进展顺利的一个标志。

或许是这样。我们之中必定有许多人最终能成为教授，是因为有老师或不止一位老师——在高中、大学——激发了我们新的渴望和愿望。而我们这些从事教学的人很可能在学生身上辨认出某种类似于移情的东西，不仅是那些被我们激发了相似渴望的学生，还有那些在我们教学权威的行使中感受到对他们独立性的致命攻击，从而激发出过分的敌意而非（过分的）崇拜的学生。即便如此，盖洛普也忽视了弗洛伊德的坚持：分析师是“绝对禁止”与他们的分析者发生恋爱关系或性关系的。

《死亡诗社》电影剧照。

在弗洛伊德看来，如一位读者所说：“分析师要回应，但不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也就是说，分析师不能对分析者做出爱意或敌意的回应，也不能把移情作为自己情感或身体满足的工具。相反，弗洛伊德说，分析师必须把移情关系作为治疗过程中的一项工具。他说，技巧熟练的分析师会通过让被分析者注意到移情的作用来达成这一目的，会“说服”她——我应该让这个表述回到模糊的状态——她的移情感受不过是一种被压抑的情感的投射。

“这样一来，”弗洛伊德说，“移情就从最强有力的抵抗武器变成了分析治疗的最佳工具……这是分析技术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对教授来说，对学生的移情之爱做出回应，又不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而是把它为教学过程所用，可以怎么做呢？大概需要教授“说服”学生，她对于他的欲望是一种投射：她所爱慕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位教授，而是他所代表的东西。把弗洛伊德的话换成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老师必须将学生对他的情欲能量引到正确的对象上：知识、真理、理智。

作为老师，应当向学生

展现怎样的“爱”？

此处的差别，学生对教授的迷恋与任何人对任何他人的迷恋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非类型问题。师生恋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之间是不是真正的浪漫爱情。许多教授都跟从前的学生结婚了(这一事实经常被师生恋的辩护者引用，仿佛我们的生活是一场莎士比亚喜剧，所有的结局都是终成眷属)。但是，正如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的，问题不在于在教与学的语境之下，“真正”的浪漫爱是否可能，而是真正的教学是否可能。

或者，换种说法，问题在于老师作为老师，应当对学生展现出什么样的爱？在1999年的文章《拥抱自由：精神与解放》当中，贝尔·胡克斯要求老师自问：“我怎样才能爱这些陌生人，这些我在教室中看到的他人？”胡克斯所指的并非恋人之间排他的、要求忠诚的、两人之间的爱，而是某种更有距离、更节制、更对他人与世界敞开的爱。这并不一定是一种低一等的爱。

当我们谈论师生之间权力差别的时候，不单单是说老师对学生生活的发展更有影响力，学生对老师命运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事实上，如果以此方式来呈现，将招致这样的反驳：女学生其实掌握着所有权力，因为她们能让男教授被开除。相反，师生恋的本质特征是深刻的认知上的不对等：老师了解并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学生想要了解并知道如何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关系中隐含的承诺是，这种不对等将得到缩减：老师把自己的一些权力赋予学生，帮助她至少在某一方面变得更像他。当老师抓住学生对认知权力的渴望，将其变调为性的渴望，允许自身成为——或者更差劲，把自己塑造成——学生欲望的对象，他作为老师，就辜负了她。

延伸阅读：《同意》，[法]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著，李溪月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3年2月。

《被指控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出版后，南加州大学英语教授詹姆斯·金凯德（JamesKincaid）在《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杂志的一次讨论中为盖洛普的性骚扰指控辩护——在他看来，这一指控太无“趣”了。金凯德以抄录他在上学期收到的一封学生来信开头：

亲爱的金凯德教授：

我从不做这样的事，但室友一直告诉我应该这样做，她说，如果你想的话，就去告诉他。所以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了。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课以及你解释事情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我读过这些诗，但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意义，直到你谈论它们，它们才显出意义。这是因为你说话的方式与我在英语系见过的其他老师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比你懂得更多，却无法表达出来，让人理解，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但是，当你说浪漫主义诗人书写情感，而不像17世纪的诗人(如蒲柏)那样不写情感，我立刻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自己也有很多情感，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诗人，哈哈。但无论如何，我只想说谢谢，希望你继续，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金凯德把这张便条解读为调情，一种邀请，一种诱惑：

那张没有签名、发自内心的便条，表达了真实的渴望……我的仰慕者希望我继续，因为他或她很喜欢，他或她给我写这封信，也希望我喜欢。我会喜欢，他或她也会喜欢，我们会一起继续下去，因为喜欢和被喜欢以及不停地保持被人喜欢，对我们双方来说都很有趣。没有人触及终点线；没有人被赋予权力，也没有人成为受害者。如果我敏锐的学生和我逾越写信，把这一切发展成实际的关系，这不是因为我有东西要给予，他或她有东西要索取，或者反过来，而是因为我们喜欢并想要继续。身体的关系不是更进一步，只是不同维度。

金凯德的专业是解释以及教他人解释，假使如他所说，这不是一封来自年轻女学生的“发自内心的”信，那么他在这里干的事情将是对某一类“变态”心理分析阐释的讽刺。(金凯德坚持认为这个学生的性别是模糊的——“他或她”——但我们知道这是一名年轻女性，即便无法从信的语气判断，也能从作者宿舍室友的性别来判断。金凯德表现得好像这封信以及他的回应与性别无关，是什么意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