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性侵的66岁母亲，为她维权奔波丢了工作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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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2024-05-0616:57·凤凰WEEKLY

文图丨王焕熔

编辑丨杜雯雯

66岁的丁红玲识字不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字，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特意写得很大，让她一笔一画照着抄。丁红玲实在写不下去，儿子李骏就代替她签了几个名。

在跟律师陈述案情时，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案发地点的小区名字是枫雅名苑，她念错了好几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当保安的公司，全称是“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直到报警前，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队长全名叫于某延，“只晓得他的外号是于矮子，平时还会叫他于队长。”

来长沙之前，丁红玲几乎从未长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农村方言，普通话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

乳房在她的语言中被称为“jìjì”，乳房被抓伤了，就是“jìjì被抓伤了”。她也不会使用“阴道”这样准确的器官名词，只会说“下身尿尿的地方”。

无法顺利沟通，成为报案过程的最大障碍。警方录口供时，家人不能在场翻译，女儿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请讲慢一点。

差一点连报警这一步，丁红玲都没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应是，“死了算了”，但紧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儿女过来看，谁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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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没有自杀。

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丁红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没能把“强奸”二字说出口，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

从始至终，丁红玲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住，她总重复，“很丑，孙子都有了，孙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丢脸很丑。”

李蓉做物业管理的学校，每年开学，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她经常提醒母亲，带小孩出去时，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要让陌生人抱他们。

但关于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讨论很少，李蓉几乎接触不到，因此也没提醒过母亲，要保护好自己。母女俩过往的交流中，甚至从未出现过“性”。

报警、证据、维权......伤害真正袭来之前，那些先进的概念、文明的语言、法律的条款，也从未出现在丁红玲的世界里。

阻碍她发出声音的，不仅是某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还有女性的耻感枷锁，时代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及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

黑暗水泵房长沙枫雅名苑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从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所在楼层。他们不会想到，地面之下，四栋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的水泵房区域，会成为犯罪现场。

那里有两个水泵房，离电梯较远的一间，正上方有一盏忽明忽灭的白炽灯，来人需要拼命跺脚，它才能亮起。

近处的水泵房正上方无灯，几乎是一片全黑的区域，只有借着周围微弱的光，锈迹斑斑的铁门才能显现出来，红色油漆写成的八个大字横亘在门中央——“机房重地严禁入内”。

普通保安队员平时进不去这里，只有保安队长于某延有专用的钥匙。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师进过一次水泵房，记得里面的电流声、水流声混杂在一起，非常刺耳。4月中旬，这间水泵房的大门上了锁，里面传来轰隆的设备声响，外面则是不间断的车喇叭声，噪音很大。

即使里面有人喊叫，外面的人也不会听到。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

就在这扇灰色铁门后，丁红玲被于某延暴力性侵。

案发水泵房的大门

危机到来前，丁红玲正在楼上贴消防标识，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她是在东门岗亭看大门的。但入职没几天，于队长让她跟着自己，给小区各处的消防栓贴消防标识，包括楼道和地下车库。

李蓉去看望母亲，看到房间有几个大袋子，装着消防封条和设备检查记录表，贴出去之前，丁红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对钩和签名。她不会写字，女儿就帮她签，有一次，于某延不敲门就进来，对李蓉说，“怎么好麻烦你亲自写。”

丁红玲每次先上到顶层18楼，再往下一层一层地贴，她贴得很仔细，一栋楼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小区一共有四栋楼。

有一次于队长训斥她，“速度太慢了，下次这样就要开除你，让你工作不保。”当天于队长只给丁红玲15分钟吃饭时间，并命令她，吃完饭立刻去接班车道岗。他说方言，且语速很快。丁红玲没太听懂，以为让她继续贴标识，就照做了。

车道岗的保安因为迟迟没人来接班，错过了吃饭时间，“就骂了于某延的娘”。于队长回头就痛斥了丁红玲，“样子像是要吃人”。

一个很凶的上级，是丁红玲对他的最初印象。李蓉也有同感，她帮父母搬进宿舍时，这位陌生的保安队长忽然一脚踹开了门，大喊，“吵什么吵，动静怎么这么大？”

在小区工作了两年的一位保安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贴消防标识原本应该是巡逻的男保安的工作，不应该由岗亭保安来负责。但在丁红玲之前，于队长也曾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保安去贴消防标识，那是2022年的夏天。

初来乍到的丁红玲不了解这些信息，她只知道上级安排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于队长突然通知她，立刻下到地下车库，丁红玲以为是工作需要，就服从了安排。于队长把她带到水泵房，用钥匙打开了大门，命令说，里面也要贴。

乌漆嘛黑的，丁红玲不想进。

于队长强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推了进去。黑暗中，他一下扑倒了丁红玲，丁红玲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他力气很大，在丁红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红印，长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伤了，同时还威胁道，“大喊就把你掐死，说出去也会掐死你。”

丁红玲本能地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出现。

这次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到监控室找到于某延，口头警告他：“你不要再骚扰我，不然我就去告你。”

她记得于某延毫不在乎，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

性侵重演警告失效了。仅一周后，她再次被侵犯。

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儿李建国值班的时间，丁红玲是晚班，上午就在宿舍休息。有了上次噩梦般的经历，丁红玲心里发毛，叮嘱老伴走前把门锁好，还将一把女儿送来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头。

睡梦之中，门锁突然转动，于某延先用钥匙开了门，随后扑到了丁红玲的床上。丁红玲下意识想拿刀“剁死他”，但手被于某延钳制住，无法反抗。和第一次一样，性侵同样伴随“说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胁。等到丁红玲挣扎起来抓到菜刀时，于某延已经跑了，她没有追上。

当时丁红玲没注意到，从入职那天起，于某延给夫妻俩安排的值班时间一直是错开的，一个是白班，另一个就一定是晚班。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风平浪静，相安无事，这让丁红玲产生了一种错觉——于队长已经适可而止了。她完全想不到，还有第三次。

2月23日下午，休完假的丁红玲和李建国从老家回到长沙女儿家。傍晚，李建国就接到姐夫去世的电话，“屁股还没坐热”，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丧。

老两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跟项目经理张力请了假。李建国又给于某延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才接，背景音里传来打牌的声音。

电话里，于某延表示，两个人只能请一个，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够。最后，李建国一个人坐上了回村的车。

2月24日元宵节，丁红玲在女儿家休息，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但这天下午16:12、17:55，于某延连续拨了两个电话，要求她必须今晚回小区。丁红玲耐不住催促，听从了安排。吃完晚饭后，女婿把丁红玲送回了保安宿舍，当时外面已经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