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接班的厂二代,卷不过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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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815:17·大脸小鲜肉《新周刊》文
对年轻的女性“厂二代”来说,家里的小厂,仿佛烫手山芋。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业者,无论家业大小,大都在面临着企业接班难题。而对女性继承者而言,父母的托付难以拒绝,但接班很少是她们的人生首选;当她们接受宿命用心适应新的角色,时代与世代差别带来的错位感,又时常令人手足无措。
当她们选择说出自己的难处,又会招来冷嘲热讽:能接这么大的家业就知足吧,有什么资格到网上喊苦说累?
这既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压力,也有个体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挑战。接班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个人愿望与家族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映照出一些小型制造业在当下的尴尬处境。
厂二代标配:留学后回家接班?
“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受这份罪?”星雨委屈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去年,29岁的星雨还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星雨的父母在广东佛山开了家柜门电子锁制造厂,厂子不大,有15个工人,生产用于桑拿洗浴、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的更衣柜电子锁,每年营收几百万。
星雨的父母年轻时都是西南地区军工企业的机械工程师。工厂辉煌不再,于是南下闯荡,2004年左右在佛山创业开厂,二十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错。随着父母老去,近些年公司一直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2023年年初,职业经理人离职创业去了,父母便和星雨商量,要不干脆回来接手家里的厂子。
“家里的收入,怎么也比你在外面打工多。”爸爸说。
(图/《京都人的私房雅趣》)
星雨从没有想过回来接这个班。她此前的经历,都指向另一种人生轨迹:自小在寄宿学校,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国外留学。2021年从纽约毕业,在深圳做过两份市场营销类的工作。她的情况与很多“厂二代”类似,每一步都像在远离作为起点的工厂,但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所以,回家接厂的要求,让星雨苦恼了很久。她在外面早自由惯了,“从小没怎么和父母一起住过,回来要和父母一起住、一起上下班,真的会受不了”。
另一方面,星雨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不愿让他们太辛苦。犹豫再三,去年年底,星雨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佛山。
(图/《风吹半夏》)
对今年31岁的潘潘来说,“接厂”的决定来得更加突然。去年8月,还在北京工作的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父亲出了意外,家里需要有人马上来接手工厂。
和星雨父母的经历相似,潘潘的父亲也是当年“南下打拼”的那一群人。父亲早年间是国企的一名科长,下岗后一个人来到深圳,从技术工人做起,最后创办了一家耳机生产厂,主打中低端市场。如今销售基地设在深圳,足有三四百人的生产制造基地则放在老家四川。
潘潘从小和妈妈生活在四川,后来去英国留学,201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北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战略规划研究,后来做自动驾驶相关的业务拓展——用她的话来说,都是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白领岗位,人生轨迹依然是有意无意远离,或者延迟“接班”这个选择。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潘潘知道接手家里的厂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只能提了离职,交接工作。去年10月,她从北京回到了深圳:“倒是没有犹豫,但是很害怕,担心自己做不好,把我爸爸这么久奋斗出来的东西毁了。”
“厂二代”不是“富二代”
今年29岁的月亮,是一位生活在浙江嘉兴的“厂二代”。接手家里的建材厂前,她在一家国企上班,月入不到一万元,虽然稳定,但苦于得参加各种酒局。后来她在爸妈的劝说下回家接班,但很快她发现这比想象中艰难,厂子的订单明显减少,往年都是工人需要加班才能完成,但今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单。
在互联网上,“厂二代”们似乎更能惺惺相惜,月亮在网上发帖问:‘厂二代们’,你们的工厂还好吗?为什么今年生意如此惨淡?”评论区里,很多“厂二代”相互安慰和询问:“卖仪表的,今年生意也不好”、“石材厂的,生意一年比一年惨。”“有没有做钢材行业的?拉个群聊聊?”
月亮后来建了一个有三四百人的“厂二代”社群,她感觉在大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一些焦虑可以被安慰。“感觉厂二代还是带有一些‘奋斗’的气质的,大家都希望能把厂子做强,做好,让更多人看到。”她说。
(图/受访者提供)
“厂二代”和“富二代”有本质上的区别,看着父母辛苦过来的潘潘,自小就清楚这件事。女性工厂接班人,没办法成为网上盛传的,被宠爱和保护的“江浙沪独生女”或“东北独生女”,而是一群把命运深深嵌入家庭经济运转中,继承父辈奋斗精神的人。
父辈的家业远没有到自己能“躺平”的程度。从接手家业那一刻起,潘潘逐渐被卷入了持续的焦虑中:“今年赚到的钱,很可能只是变成了第二年的原料、设备、账款……一切都还是要以这个厂的维系为中心。”
星雨也明白,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强调“奋斗”。父母给自己创造了不错的生活条件,而当自己当接手厂子开始,就进入了“未必能够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的担忧里:“生活